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2)

辛亥革命网 2018-08-02 13:46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段金生 查看:

由于组织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民国建立后云南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顺利,成为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组织发展脆弱的先声。

  云南的留学生是云南革命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及宣传者。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留日的云南籍学生即思革命独立,在东京的云南籍士官生罗佩金、李根源、叶荃、唐继尧等20余人,曾密约计划成立一丈夫会,意谓“对于革命宗旨,始终不变,有取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云南》杂志创办后,很快即成为“传播革命机关,河内留学生即为转输书报之介绍者”,故有“当时之留学界,实以云南学生为最激烈”之誉。由于云南留日学生革命活动激烈,清政府出面干涉,吕志伊、赵伸、杨振鸿等被学校除名。此后,云南留学生“遂不得不铤而走险,渐渐加入,实行革命运动”。[40]

  云南籍同盟会志士不仅参与省内的革命政治活动,也积极参与省外进行的革命政治活动。孙中山在沿海革命活动不断失败后修改了自己的判断,认为:“沿海岸各省区,决不能作革命根据地,否则打起仗来成为背水之战;又中原地带四面受敌,只有云南形势,地处边远,高山峻岭,天然屏障,且与安南、暹罗、缅甸接壤,与国际交通并无阻碍。而且杜文秀起义虽然失败,但应尽力唤醒其殉难子孙,来参与革命运动”。孙中山到仰光时曾专访杜文秀之甥杨惠亭,吸引他参加革命运动,并由其组织宣传活动,并“以武定大西村回人马云汉为小组长,马彩成付(副,引者)之,组员六人,由腾越入永昌”,后被清政府拘捕入狱数月后再被驱逐出境,仍转回仰光。[41]吴玉章曾言“同盟会在云南有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才决定在那里举事”,[42]应该是认为同盟会在云南的活动取得较好的进展。1907年,孙中山决定组织力量在西南边境实行反清武装起义,设立粤桂滇武装起义总机关,云南也先后发生了河口起义、永昌起义两次武装反清活动。1908年,黄兴、居正、吕志伊等同盟会领导潜入云南甘崖(亦干崖,今云南德宏),与土司刀安仁结为同志[43],经刀安仁介绍,哥老会首领张文光等一部分人士也加入同盟(与前述《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记载时间顺序上相吻合),并密谋起义,但未果而终。同年,同盟会决定在河口发动起义,此次起义的决策机关设于越南河内,云南留学生积极参与,在河内的留学生张邦翰、张翼枢等加入了黄兴率领的各省同志华侨200余人进攻河口的队伍,在省的有吴传声、杨振鸿、杨友棠等为内应。[44]而后,清廷认为“河内学生为云南革命之中枢,乃交涉将巴维学校解散”,导致“云南同志失去置办书报之必要机关”。其时,革命志士李文治在镇雄鼓吹革命,被革职查办;许旭东在普洱因鼓吹革命,入狱卒之。[45]而杨振鸿从日本回国后,“在省创办一体操队(指云南体操专修科(师范性)学校,杨任监督。引者),广引同志,颇招官吏之忌,乃改委以西防管带(即西防腾永巡防队管带。引者),远充之于土司边地”,杨在当地宣传革命、策划进行永昌起义。[46]1908年,杨振鸿先集敢死队百人,攻破永昌城,计划招集乡民编练军队,拟以一军取腾越为后劲,一军进攻大理及省城,一军出顺宁、云州及迤南各地。这样,“云南一省,垂手可得”。但乡民集合的军队虽有勇气而素无训练,并且缺乏利器,“不能前进,亦不能持久”,形势不断恶化,杨振鸿亦在内外交忧下病逝。[47]然而,虽然策划历时较久的永昌起义因此而被迫终止,但杨振鸿在滇西所进行的活动,却产生了深远作用:“辛亥九月,腾冲首先发难,革命之因,实种于此”。[48]云南籍同盟会志士在积极策划或主导省内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同盟会在云南之外的他省进行的革命起义活动。例如,“(1)广州三月廿九之役,有吕志伊、赵伸诸君加入;(2)广西镇南关之役,有张邦翰、张翼枢、杨友棠、吴传声诸君加入”。[49]

  自1907年后,云南籍同盟会志士的活动主要分成了内外两部分。吕志伊、赵伸、张邦翰、张翼枢等追随孙中山、黄兴流亡外国,其活动可谓省外活动;其他大部分返回云南,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先后兴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随营(系由部队中选拔学术科较好的军士和上等兵,有一部分普通学校学生)、体育、测绘各学校的教官,例如李烈钧、李根源、罗佩金、方声涛、唐继尧、张开儒、杨友棠、夏绍曾、李华英等都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宣传,其中“讲武堂、陆军两校为革命大策源地,两校学生,共计逾千人,几全体加入同盟会”。[50]朱德后来回忆也言,随着革命的影响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讲武堂的教官大都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是许多不满足于现状的年轻人,讲武堂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同盟会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得以在讲武堂中秘密传阅,讲武堂成为了“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51]在云南籍志士的努力之下,“革命的传播将普遍而成熟”。[52]

  在1907-1908年间,同盟会从日本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回国宣传革命,云南籍的黄子和、杜寒甫(即杜韩甫)、邓泰中、马幼伯、胡源等都在此背景下回到云南。回滇后,他们十分重视在军营中进行革命宣传。然而,其时锡良由四川总督改任云贵,云南陆军虽然成立了第19镇,但召训的新军组织还没有完全完备,带兵官员多由锡良由四川随带过来,同盟会“简直无法插足其间作宣传工作”。此时,哥老会在云南也十分盛行,城乡都有公开活动,“参加的人很多,尤其是当兵吃粮的人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黄子和等人决定先联系哥老会,然后再渗入军队,他们先后分别与云南哥老会的头目何升高、戴光仪、戴光延、马海堂、王海廷等结识。通过介绍,接触了一些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士约五六十人,经常在归化寺、昙华寺等处聚会;而后,一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相继毕业归滇,并在部队中担任军职。于是,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宣传活动发展迅速。[53]其时,为掌握云南新军,同盟会志士还通过讲武堂分配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到第19镇任职,利于对军队的控制。例如,1911年6月,将讲武堂丙班学生田钟谷等200余人分发在第19镇的各个步、骑、炮、工、标中任职,向士兵开展革命思想宣传工作;8月,将特别班学生董鸿勋等百余人分发到各个标营中见习,见习军官和入伍生与部队中的革命党人相互紧密联系,协同进行工作。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掌握。[54]或许这样,才有研究者这样认为:云南“1908年有河口之役,但同盟会并未在云南建立稳固的势力。云南响应武昌革命者主要为新军”。[55]当然,要强调的是,此时云南的陆军并未被革命党人所完全掌握,事实上仍为清廷云南地方官员控制。1907年锡良到任时,成立陆军混成协,以陈宦充任协统,各部带兵官亦多以川人担任。后扩编为第19镇,以北洋系崔祥奎任统制,崔带来了北洋系军官百余人,而后李经羲督滇,又以靳云鹏任督练公所总参议,靳又带来许多北洋军官充任重要军职。据统计,当时排长三分之二以上为北洋系,云南人只2人,四川人一、二人。川人及北洋系将领与本省革命人士联系甚少,对革命运动的发生造成了障碍。[56]不过,由于讲武堂学生成为“基本之党军”,而革命潮流发展迅速,故武昌起义后,云南先后爆发腾越及重九起义。

  腾冲于10月27日(农历9月6日)首先发难,由同盟会会员张文光计划并主持,渐次光复腾越、永昌、永平各县。省城昆明则于10月30日(农历9月9日,重阳节)发难,李鸿祥、李根源亲率陆军七十三标,由排长龙开侁、文鸿奎、夏鸿铨、李济光等先越城垣,开北城门,攻入省城,谢汝翼率炮标继之;蔡锷、罗佩金、唐继尧率七十四标又继之;机关枪营长韩凤楼又后继之;顾品珍、张开儒、沈汪度等率讲武堂全体员生,日人加籐乞夫与杨友棠、夏绍曾、吴汉超、杨瑞昌等率领体育校生在城内响应,开小西门。于是,“遂一日夜而克定省城。其余各州县,亦渐次传檄定之”。[57]“清吏远遁,全省靡然从风,光复之局遂定”。[58]

  同时,云南籍的受革命影响的在外留学生也参与了他省的辛亥革命运动。其一、崔文藻、杨发春、刘应福等在天津加入汪精卫所组织的炸弹团,以谋炸袁世凯及其他重要满族官吏为目的,当在天津计划抛炸弹于庆王府第时,崔文藻因为不慎还炸伤了手臂。其二、留武昌的陆军中学生李识韩、任干材等加入了武汉大战,后来留日学生中的李伟、杨沅、杨若等又相随黄兴至汉口,加入了敢死队。其三、云南籍李宗黄充任林叔庆都督参谋进攻徐州,袁庶熙等加入吴淞的革命军。张大义、何劲秋、杜钟畸、段雄等加入了黎天才所部,攻取南京。其四、赵伸等人加入了广西革命军,后又旋同王芝祥北伐至武汉。[59]

  三、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演变

  1911年,同盟会在上海光复后,将本部移到上海。1912年,同盟会本部由上海迁到南京,并在3月3日召开了“全体大会”。据居正《梅川日记》记载,吕志伊在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大会上被选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60]受革命形势发展,虽然同盟会在国内不断扩充,而组织却更加漫散。吴玉章就言:“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61]此时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并不理想。

  辛亥革命后至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有论者将之称为云南同盟会发展的“断续之时期”,并认为导致云南同盟会这一发展状况的病根为蔡锷与李根源“争权不睦,暗斗甚烈”。[62]蔡锷并非同盟会会员,而能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的领袖,其原因亦甚为复杂。当时,有主张云南的革命应由云南人来领导,以罗佩金、殷承瓛、李根源等人为代表;有的则推举蔡锷为领导,其理由是蔡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资历比较老并且有才干有眼光,以李鸿祥、谢汝翼、刘存厚、唐继尧等人为代表。[63]或因如此,埋下了云南光复后领导层之间的一些矛盾。

  蔡锷本非同盟会会员,而是梁启超弟子,有资料认为其志愿是“反对梁之保皇而赞成其立宪论,彼第单独的赞成吾党(指同盟会,引者)之民族主义而已”;而蔡之至滇,实由罗佩金引之、保之、推戴之;蔡得志后,“一方面阴谋驱除吾党(指同盟会,引者)同志,并力诛灭哥老会人,用剪杀羽翼;一方面阴谋挑拨士官生派,使其不相和睦,互相猜忌,彼好在中驾驭利用之”;其结果导致“士官生互相残杀,军中将领,暗分派别,其恶影响至于讲武、陆军之后辈,全体西南大局,亦蒙其流毒至今为梗”。而另一方面,云南光复后,李根源为军政部总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然李根源虽大权在握,但“对于一班旧同志加以最冷酷之待遇,无他,以其不能恭顺故也”;于是云南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吕志伊、杨友棠、马幼伯、杜寒甫等,与李“直疏而远之”;而其他杜钟畸、黄嘉、梁何畏、钟莹如、唐质仙、胡盈川、夏绍曾、刘古愚等,则“尤形置之不理”;李根源但仅“利用旧同志赵伸与新进党员谢佩青、陈时铨,引进几多官僚、举贡管理员,谓之新同志,凡政治上高级位置,尽用翰林进士或候补府道。说是素孚乡望,云师、云生互相标榜,无何旧同志辈,望望然去之”;最后致使此时的“同盟会三字,几无人道及矣”。强调李根源所“招引之新同志、新党员,号称几百、几千者,亦于民三年间,先后叛离殆尽”,认为“同盟会似断似续之厄运”,实“李根源一人使之然”。[64]事实上,在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蔡锷最初想组织“建国团”,但后来却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其党旨是“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并任总干事;该党的具体党纲第一条还规定“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65]蔡锷后来还又曾表示希望将统一共和党与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等团体合并成立“一大团体”。[66]这表明当时蔡锷对同盟会的发展并不支持,事实上是倾向于共和党的。[67]上引资料反映的云南光复后云南同盟会政治主张、活动方法的分歧与对立情况,虽或未必是全景反映,但一定程度上或也道出了同盟会不仅在中央层面的组织涣散,地方支部实际上也甚为混乱,这应是当时同盟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孙中山1913年自己曾承认,民初革命成功之时,同盟会高层领导“俱尽力于国事”,对党务则“不甚注意”。[68]多方面的原因或促使了同盟会中央与地方组织日益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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