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

　　1913年，孙中山曾言：“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藉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①]民国建立后，不论是北京政府中央权柄的不断更迭，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步构建的以党治国体制，政党在政治演进历程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孙中山之言，正是这一景象的另一种表述。同盟会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之角色，学术界对此研究相当丰富。[②]然而，限于各种因素，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虽论及同盟会在云南等地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对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历程却较少有专题论述，而即使是关涉这一问题的相关成果，在一些内容的论述上亦含混不清、不够精准。云南虽然地属边疆，但一度却是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民国建立后由同盟会组织嬗变而形成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等的相关活动，仍对云南地方社会政治造成相当之影响，护国、护法运动在云南的首兴，莫不与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基于这一观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演变进行梳理。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同盟会的云南籍会员及其组织（1905－1911）

　　清末以来，“云南以近感缅越亡国之惨痛，父兄子弟相诏朂，惟亡国是惧，民心激昂，悲愤久矣。只苦交通阻滞，民气闭塞不審，所以自立解脱之道，迨癸卯甲辰间陆续资送日本与河内留学生先后计二百余人，又适值日俄战事，我同盟会亦于是成立，留学生中十九加入，亟谋所以革命独立”。[③]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云南留学生虽然倾向革命，但加入同盟会者并不为多。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召开筹备会议。有学者将冯自由《革命逸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五本文献中关于此次会议的相关记载的异同进行罗列比较，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记载了唐继尧、吕志伊、李根源当日参与此会，而《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则记载吕志伊、李根源并未在当日加盟，吕志伊是9月9日加盟，李根源是1906年6月16日才加盟，故二人可能并未参加此会。虽然《武昌革命真史》中记载唐继尧参与此会，但缺乏其他有力证据，故唐继尧亦可能并未参与此会。[④]不过，吕志伊的外孙叶祖荫则言，吕志伊参加了7月30日的筹备会议，即日就宣誓参加了筹备中的中国同盟会。[⑤]而参加过辛亥云南腾越起义的张天放等人则言，7月30日筹备会议参加的云南籍志士为杨振鸿、李根源、吕志伊、赵伸、张华澜5人。[⑥]张天放还言，在1905年8月13日，云南傣族刀安仁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当场表示要加入同盟会。[⑦]李根源则这样回忆：于1905年4月在东京见到黄兴；6月则与杨振鸿、罗佩金与孙中山在横滨相见，在座者有陈天华、匡一、刘揆一、宫崎寅藏等人；7月，“同盟会成立（应为筹备会议，引者），我即加入”，并忝列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的37人之列。[⑧]也有论者认为，“云南留日学生之入同盟会者，以志伊及张朝甲、张华澜（儒澜）、杨振鸿为先导焉”。[⑨]也有资料认为张儒澜是云南“首先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四人中之一”。[⑩]吕志伊在1913年所撰写的《杨君振鸿事略》中则言，“乙巳秋，留东志士与孙文、黄兴等倡设中国同盟会，为革命之总机关。滇人中惟志伊与君（指杨振鸿，引者）实先与焉”。[11]吕志伊此处没有言明是同盟会筹备大会或成立大会时的情况，但强调他与杨振鸿是云南籍最早参与同盟会的人员。吕氏所言并非孤立，另有人亦明言“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与焉。为滇人入同盟会之始”。[12]另有资料在统计7月30日参与同盟会筹备会议会员的省籍构成时，并没有将云南罗列在内。[13]《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所记载的名单中，云南无人在7月30日参加了筹备会。综合上述各家之言，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云南籍志士参与同盟会筹备大会的具体情况。

　　虽然云南籍志士是否参加，或者何人参加了筹备会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云南的革命运动却在展开，同盟会在当时的确是吸引青年志士的革命团体。8月20日，同盟会正式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谓出席此次会议者“约百人”[14]，冯自由则认为有“三百余人”[15]。张玉法经过对文献记载的罗列对比，认为开成立大会的主旨是讨论章程、选举机构负责人，当日入会者仅裴钢、谢光显、董修武3人，其他与会者应是此前已加盟的人，“不超过二百五十人”。[16]同盟会成立当日，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执行、司法、评议各部成员，同时选举出了各省分会负责人，云南分部的负责人（主盟人）为吕志伊。吕志伊本人在1913年的《同盟会琐录》中也言东京同盟会云南省支部长是其本人。[17]有资料认为，参加此次正式大会的人员“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省因此时尚无留学生而没有人参与。[18]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各省区的主盟人多系在东京指定的，他们或自东京前往各地发展会务，或已在各地从事革命活动。[19]叶祖荫回忆吕志伊在同盟会成立当日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应属有误。[20]可能将吕志伊在1912年同盟会在南京改组时当选评议部议员的事情前置了。在1912年3月3日的同盟会“全体大会”上，与吕志伊同时当选评议部议员的云南籍会员还有张耀曾、张大义、黄嘉梁三人。[21]

　　笔者目前所阅资料尚不能完全确定7月30日的筹备会议及8月20日正式成立大会时云南籍志士加入的具体情况。但有资料显示，在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云南籍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仅8人，即吕志伊（云南思茅人，9月9日加盟）、杨振鸿（昆明人，9月22日加盟，主盟人为黄兴）、张儒澜（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张华澜，石屏人，9月25日加盟）、张朝甲（保山人，9月22日加盟）、殷飞云（曲靖，9月19日加盟，主盟人为黄兴）、庾荷生（墨江人，10月1日加盟）、罗震（澄江人，10月初一加盟）、李纯禧（普洱人，10月8日加盟）。[22]另有认为，“丙午年（1906）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刘揆一、匡一两君约云南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镕先（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相谈”。[23]同盟会开会，这5人在场，并被约谈，或可以说明这5人为同盟会会员，至少应该与同盟会联系非常密切。但这与前引1905年有云南籍8人入会情况就有出入。罗震其人尚不知道其具体情况（或是指罗佩金，笔者掌握资料尚无法准确判断），李根源、赵伸并不在8人之中。同盟会在1905年8月通过的《中国同盟会章程草案》规定了本部设总理一人，另设执行、议事、司法三部；在基层建设方面，规定在国内和国外分别设立5个及4个总支部，国内即西部（于重庆，包括四川、贵州、甘肃、新疆、西藏）、东部（于上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中部（于汉口，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南部（于香港，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北部（于烟台，包括山东、山西、直隶、陕西、蒙古、东三省），国外即南洋、欧洲、美洲、檀岛。云南属南部支部，由胡汉民为支部负责人。不过，有研究表明，除南方支部于1909年在香港设立外，其他各支部都未能建立。同盟会章程还规定，本部所在地会员可按省籍设立分会，推举主盟人（分会长），以推动各省同盟会组织的筹建，云南的主盟人为吕志伊。[24]这至少表明，吕志伊应该是较早接触同盟会的云南籍人士当无疑义，并且其可能参与了同盟会的筹建或成立大会。李根源也曾言：吕志伊参加了同盟会筹组过程的有关工作，“与香山孙公，善仙黄公三十余人歃血慷慨，驱鞑虏，建汉帜”。[25]《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是对同盟会早期会员发展情况记载较清楚的原始资料之一。在该名册中，1906年在东京加入的云南籍同盟会会员，除孙中山、胡衍鸿为主盟人外，吕志伊也是主盟人，这应表明吕志伊是同盟会云南支部的负责人。[26]当然，对于该名册的名单，1939年就有老同盟会会员致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张继，对名单提出疑议，认为遗漏了多名会员。[27]前述云南籍同盟会会员记载的差别也不能排除这一原因。

　　事实上，关于同盟会早期成员，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所附的《乙丙丁三年会员人名录》（实际与《革命逸史》、《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为同一史料）确有遗漏。198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就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辑录了一些前述史料所没列入的会员名单及事迹。云南籍者，主要有5人：李学诗，云南腾越人，1906年由杨振鸿介绍入盟；吴品芳，早年与黄毓英、杜韩甫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由杨振鸿主盟，加入同盟会；张文光，同盟会倡导革命于滇边时，由杨振鸿介绍入盟，应该大致在1907或1908年间；张成清，1908年参加死绝会；赵伸，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云南留日同乡会办《云南》杂志，被推为经理，加入同盟会。[28]当然，这也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精准地把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情况表现出来。《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显示最初两年（1905、1906）云南籍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会员有21人。[29]而有资料则言，“自丙午（1906年，引者）至戊申（1908年，引者，由其（吕志伊，引者）介绍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30]这一数据虽非完全精准，但表现出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人士入盟者逐渐增多。

　　对于云南籍志士最早加入同盟会的状况，民国时期已经修篡完成但未付印的《续云南通志长编》有如下记载：同盟会成立后，各省留学生相继入会，皆相约以各自力量推动本省之革命运动。云南吕志伊、张华澜、张开甲（应为张朝甲，原文如此）、杨振鸿加入最先，其后留学生陆续入会者有李根源、赵伸、罗佩金、殷承瓛、叶荃、赵复祥、唐继尧、李万祥、张子贞、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旸、周德荣、林春华、李伯庚、姜梅龄、赵钟奇、沈钟、黄嘉梁、黄毓英、杜钟琦、言道一、胡正芳、李春醲、李燮羲、张含英、李曰琪、李植生、张乃良、唐允义、刘九畴、王毓嵩、邓绍湘、张邦翰、张大义、何伟伯、李光鼎、杨若、段宽、李大忠、何汉、丁怀瑾、杨名遂、张鑫三、王武、李金牛、杨鸿章、陇高贤、钱世禄、禄国藩、王九龄、杨大铸、邓泰中、苏澄、陈凤鸣、赵家珍、李自梅、李莲芳、彭仲伦、罗为桓、曾鲁光、郗安仁等。[31]这是关于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留学生的名单，这66人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尤其是该资料仅言在日留学生相继加入，没有详细说明加入的时间、地点，无法判定一些细节内容，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籍同盟会人员在东京的大致情况。至于留学生回国后发展同盟会会员的情况，《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记更略，仅言：“回国之留学生，在昆明、腾越、缅甸介绍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以张文光、张成清为首”。[32]上述资料中的会员，有的是在东京加入，有的也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如李宗黄就是于1911年在天津参加同盟会的。[33]这一情况的产生，或与同盟会的组织松散有关。由于同盟会组织松散、对会员的制度性约束不严，因此要考察清楚云南籍同盟会的具体名单、数量等，是较为不易的。然而，同盟会的成立，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推动，“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间表者矣”[34]。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云南的革命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大发展。

　　二、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风气已经在云南传播。有资料显示，1904年游学日本的昆明人杨振鸿，将《告滇中父老》一书寄回云南，引起了热血学生的强烈反响，“读杨书，发指眦裂，痛恨满清断送滇省”。其后，李伯东、李鸿翔、何瑛、李治、谢树琼、李伟、杨洛图诸人，秘密结合成立了誓死会，其意“誓与满清皆亡”，于是“云南革命，发韧于此”。而云南留学日本之人渐多，且“多濡染革命之说，革命人才，因此辈出”。1905年杨振鸿又将《革命军》一书寄至誓死会，李伯东、李治等暗中宣传，“排满思想，遂以日炽。李伯东且乘机联络志士，为革命运动 。然尚秘密进行，未敢公然表示”。[35]革命思想在云南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云南的这一情况是与全国相似的，此时清廷仍统治着全国，诸多革命活动均系秘密进行。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积极组织参与了云南地方革命政治活动。1906年，杨振鸿从日本归来，与李伯东“密与订交，约入同盟会，劝李组织机关，担任滇省革命事务”；李伯东则慨然同意，与许恒昌、杨洛图等设立兴汉会，订立章程，并从日本购“民报”等革命报刊，进行革命宣传；李伯东还著《新云南》一书，主张独立；李伯东还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敢死会，高朗、何瑛、范石生、普善、董承志、王九龄、徐濂、施为章、马明远、杨大用、李莲芬、李治、周从锡、段纯一、许景升等，均系“党中强健分子”。[36]而1906年，同盟会开会后，孙中山、黄兴即约杨振鸿、赵伸、李根源、吕志伊等谈话，表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云南总督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体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都把云南当作侵略的目标”，云南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希望云南革命青年，筹办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于是，云南籍革命同志创办了《云南》杂志。[37]《云南》杂志鼓吹云南处英、法“鹰瞵虎视，各争要区”之下，号召“兴师罪政府”、“鸣鼓攻官吏”，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38]在革命风气高涨的背景下，云南革命志士先后组织或成立了一批团体或机构，如保地会、天足会、公学会、兴汉会、文明常说会、筹滇协会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