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天命论(4)

辛亥革命网 2018-05-22 10:29 来源:《史林》2017年第5期 作者:叶斌 查看:

革命领袖孙中山跟天命论的关系是有利用, 有批判, 也有改造。考察孙中山与天命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其中“赤帝子”用的是刘邦的典故。《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被酒, 夜径泽中……前有大蛇当径……拔剑击斩蛇。……后人来至蛇所, 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吾子, 白帝子也, 化为蛇, 当道, 今为赤帝子斩之, 故哭。'”此时刘邦还在做亭长, 斩蛇之事是他的“天命预兆”。太炎用此典故, 意谓孙中山注定将像刘邦推翻秦朝一样推翻清朝。“民辟”, 即民之君, 此句意谓孙中山将超越郑成功和洪秀全的抗清成就, 最终成为国民的“总统”。此处“总统”两字, 非笔者杜撰。盖《苏报》案尚未判决之时, 太炎在狱中致信孙中山, 开头即曰“总统钧鉴”。

  秦力山的序, 大意谓现在又到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年代。自己多年来留心天下人物, “阅人多矣”, 见过康有为, 也见过南部各省的草泽英雄, 但没有见到什么“奇虬巨鲸大珠空青”,即天赋异禀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只有孙中山一人, 在举国醉生梦死之时, “不惜其头颅性命, 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 “图祖国之光复, 担人种之竞争, 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 得非天诱其衷, 天锡之勇乎?”秦力山的意思是, 自己多年来也像李靖一样, 在寻找一个受上天垂青, 能够结束中国乱局的“真人”, 其中只有孙中山与众不同, 像是得到上天启发和赐福之人。秦序所用“虎啸”一词, 亦见于《虬髯客传》。

  因此,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译本中“具有中国传统的天命预兆的孙中山”形象,首先是由孙中山自己塑造的, 然后又经章太炎、秦力山推波助澜。

  六、天命论的批判

  为了推动革命, 孙中山借用了天命论对于群众心理的影响。而他的对手同样可以利用天命论来反对革命。1908年9月, 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在新加坡展开论战。《南洋总汇报》记者唐璆 (笔名平实) 以天命论为依据认为革命不可强行推动, 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亲自撰文予以批驳。

  唐璆的观点是, “欲实行革命而受其成功,必逢可以革命之时势, 与革命之人物”。在他看来, 革命需要两个条件, 首先是时势可为,即人民归心;其次革命之人物必须是汤、武、华盛顿那样的大圣人大英雄。既然革命派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就不该强行推动革命。

  唐璆和孙中山一样把汤武的事迹作为革命原型。而经典中所记载的汤武革命的正当性是以天命论为依据的, 一旦把汤武作为革命原型, 则或多或少要把革命放在天命论的框架中考虑。唐璆对传统的天命论有所改良, 搁置了天的神圣性问题, 将天命解释为自然:

  天命非自然乎?孟子曰:“尧荐舜于天, 舜荐禹于天。”夫尧让舜, 舜让禹, 人事也, 而孟子曰荐于天者, 以舜禹之德, 民心归之, 实天命之自然。

  而天命之自然又与时势、与民心所向同一:

  时势者, 自然也。圣人英雄者, 善应时势者也。革命者, 时势自然之所趋, 圣人英雄顺时势之自然, 起而应之者也。所谓自然者何哉?即人民大多数之所趋。如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非尽汤之力也, 人民归心也。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非武之力为之也, 天下归心也。

  因此天命是自然, 是时势, 是民心所向, 亦即人民大多数之所趋;而汤武革命的成功, 就在于他们顺应了“时势之自然”。如果说革命派要把孙中山塑造成具有“天命预兆”的人物, 从而影响群众心理, 唐璆的文章是想说明具有“天命预兆”的圣人英雄尚未出现, 革命的时势尚未形成。

  孙中山亲自撰文参与论战的次数很少, 唐璆也不是一个重要对手, 他出手反驳唐璆, 应该是意识到了论题的重要性。孙中山一向把汤武征伐当作革命原型, 对于汤武革命叙事中的“圣人”“顺天”“应人”等要素, 他是认同的。而现在唐璆利用同样的故事, 却得出了不可革命的结论, 这就迫使孙中山对该叙事进行一番检讨。

  首先, 他认为有必要将“天”和“人”加以区分。唐璆把时势等同于自然, 是“特错大错”的。“夫时势者, 人事之变迁也, 自然者, 天理之一定也。”天就是自然, 自然界的运行, 有其客观的规律, 非人力所能干预。而时势之为人事, 则是人可以干预的。以成汤革命为例:

  夫汤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为人民之归心也。而人民何以归心于汤?以夏桀之残暴也。而夏桀之残暴, 非自然也;夏桀可以残暴, 亦可以仁圣, 倘使桀能承其祖德, 如大禹之为仁圣, 则人民必仍归心于桀,而不归心于汤矣。

  由此可见, 夏末的革命时势, 是由桀的残暴引起的, 属于“人”的领域, 不属于“天”的领域。正如当前的革命时势, 是由于满清的无能与专制引起的, 不是自然的产物。时势既为人事之变迁, 也可以由人力来营造。通过时势与自然的区分, 孙中山搁置了汤武革命的叙事中“顺乎天”的成分, 而突出了“应乎人”的成分。

  其次, 孙中山又将“汤武”对于革命的作用作了新的解释。唐璆的意思是, 汤武这样的人物不出现, 革命是无望的。孙中山则认为, “革命者, 大圣人、大英雄能为, 常人亦能为”。以南洋为例, 数年前华侨还只知道捐功名以报国, 经过革命派的宣传, 现在大多在谈论革命了。可见革命派中即使没有“汤武”, 也能推进革命时势的形成。

  第三, 孙中山认为不能把政治革命的时机归于命运、“天数”, 而应该尽快唤醒民众, 推翻清朝。唐璆将汤武革命理解为“自然”发生, 实际上否定了汤武发动革命的主观努力, 其目的是要人民“委心任运”, 接受满人的统治。既然时势即为民心所向, 唐璆怎么知道人民不想推翻清朝?满人入据中原本来就不是“天命之自然”, 而内地的民心也已倾向革命。因此不能继续委心任运、无所作为了。

  在这场辩论中, 孙中山对于汤武革命叙事中所蕴含的天命论进行了深入检讨, 批判了其中关于圣人、天数的理论成分, 只保留了有关民心所向与统治者的道德影响革命时势的理论, 目的是要说明在缺少“大圣人、大英雄”的情况下进行革命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七、天命论的改造

  1908年的这次批判只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一次笔战, 孙中山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汤武革命的叙事。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 孙中山还在表扬汤武革命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是“顺乎天应乎人”。问题在于, 汤武革命的“顺乎天”, 如果不是顺乎天命、顺乎自然、顺乎天数的意思,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考虑, 如果缺少了“顺乎天”这个要素, 汤武革命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孙中山敏锐地抓住了“世界潮流”这一概念, 用来取代天命与天数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的地位。根据汤武革命的天命论叙事, 汤武是连接天命与人心的必要环节;根据孙中山的政治理论, 先知先觉者是连接世界潮流与人心所向的必要环节。用世界潮流、先知先觉、人心所向所构建的革命叙事, 保留了天命论的基本结构, 可以说是世俗化的天命论, 是天命论的现代改造。

  孙中山认为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 “因为各代时势的潮流不同”, 政权的性质也依次由神权、君权进化到民权。“在神权时代, 非用神权不可, 在君权时代, 非用君权不可。”而“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 那就非用民权不可。民权的世界潮流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的, 革命者必须顺应潮流。根据赵兵的研究, 世界潮流观念是清末民初知识界一种特有的世界想象, 是传统的运会观念与现代的文明进步观念杂糅的产物。在汤武革命的叙事中, 天命不可违抗, 正如在现代革命中, 民权的潮流不可违抗一样。天命是通过民心来表示的, 潮流也同样是千万人心之所向, 盖“一国之趋势, 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 若其势已成, 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

  世界潮流不是人人都能知觉的, 革命领袖是最先知觉到潮流的人, 所以是先知先觉者, 其作用就是把他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潮流提炼为主义, 领导人民去实行:

  夫事有顺乎天理, 应乎人情, 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 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 则断无不成者也, 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中山把人群分为三个类型, 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自己的定位是先知先觉, 而“三民主义”是他根据世界潮流所提炼的主义。按照孙中山对于人类文明的阶段划分, 汤武时代属于不知而行的时代, 现代则是知而后行的时代。汤武争取人心的方法是, “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盘做根本, 造成良政府, 让全国人民都佩服”。在知而后行的现代,争取中国人心的方法就是把先知先觉者 (即孙中山本人) 的“三民主义”, 由一群后知后觉者 (即国民党的干部) , 去向广大的不知不觉者 (即普通群众) 宣传鼓吹, 使万众信奉同一个主义。在汤武革命的叙事中, 汤武由于接受了天命、顺应了天意而得到人民的归心, 在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中, 他本人因为对于世界潮流的先知先觉而受到 (或理应受到) 人民的信奉。

  在孙中山看来, 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要大于华盛顿、拿破仑对美法革命的贡献。因为“华拿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 皆非原动者”,二人崛起之时, 革命风潮已起, 他们只是因利乘便被推到了领袖地位。而他本人则是中国革命的原动者, 从1885年他鼓吹革命开始, 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为止的20年间, 中国革命几乎是他“一人之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才自豪地声称, 如果没有他, 中国的发展有可能被推迟六百年。

  孙中在《建国方略·自序》中, 对于自己领导辛亥革命的经历作了如下概括:

  吾志所向, 一往无前, 愈挫愈奋, 再接再厉, 用能鼓动风潮, 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 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 创建共和。

  在这段自述中, 他本人就是汤武的现代化身, 即先知先觉者;“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就是他对世界潮流的知觉与顺应, 是现代版的“顺天”;“全国人心之倾向, 仁人志士之赞襄”, 就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 是他的“应人”。因此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汤武革命, 而汤武革命叙事的天命论背景, 则被改造成了由先知先觉、世界潮流、人心所向等要素组成的现代政治理论。

  结论

  孙中山与天命论的关系可以分为革命实践与政治理论两个层面。在革命实践的层面上, 孙中山对于天命论主要加以策略性地利用。他对于国民心理有深刻的观察, 深知帝王思想在当时根深蒂固。革命者中有帝王思想:“当我提倡革命之初, 来赞成革命的人, 十人之中, 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帝王思想的”;军阀更有帝王思想:“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 北方的曹锟也是想做皇帝的, 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还更不知有多少人, 都是想做皇帝的。”而普通百姓, 也希望有个皇帝:

  我们有时到乡下去, 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 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 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

  帝王思想总是和天命观念连在一起的。孙中山用“天命无常”作口号, 使用“天运”纪年, 巧妙地暗示自己具有“天命预兆”, 都是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而使用的策略。他本人对于帝王思想一向是加以严厉批判的:“凡是革命的人, 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对于天命论都有所借重。从“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被传播和使用的历史来看, 内地的激进知识分子比孙中山更早、更大胆地采纳了这个获得了新意的旧词。孙中山由此更为清晰地体会到天命论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潜在力量, 从而更加大胆地加以利用。

  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 孙中山以汤武革命的叙事为中心, 对于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扬弃了其中天意天数与圣人天子的环节, 代之以世界潮流与先知先觉, 并基本保留了民心所向在革命叙事中的原有地位和内涵。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世界潮流、先知先觉、民心所向等概念组成了一个有关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小结构, 而这个小结构就是汤武革命之天命论叙事的世俗化版本, 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对于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一个创造性转换。

  作者:叶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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