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天命论(2)

辛亥革命网 2018-05-22 10:29 来源:《史林》2017年第5期 作者:叶斌 查看:

革命领袖孙中山跟天命论的关系是有利用, 有批判, 也有改造。考察孙中山与天命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三、接受“革命”命名

  孙中山及其革命派跟天命论最为明显的关系, 就在“革命”这个称呼上。“革命”的本意是改变天命, 而不是灭绝天命。在中文的语境中, “革命”原来特指王朝之间的政权交替,在清末背景中, 用这个词来说明政权从清朝转移到共和国, 在逻辑上也没有问题。如果当时只有中文语境, 那么可以肯定地说, 自称“革命党”的人对于天命论是相当认可的。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接受“革命”这个称呼, 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以至于“革命”的含义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在中文语境中, 新朝底定, 那么天命就算鼎革了。因此革命应该是新朝成立之时, 一个瞬间完成的事件, 而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孙中山和他在兴中会的同志本来也是这么理解的。根据陈少白的回忆, 他和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日本神户时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字样, 当时他颇为惊讶。因为“我们从前的心理, 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 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

  冯自由在《革命二字之由来》中, 除了重复陈少白回忆的内容, 还加上了孙中山本人对此的反应:

  中山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 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 意义甚佳, 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如果陈、冯两人的叙述是正确的, 那么孙中山早在1895年就决定自称革命党了。然而近年来陈建华的研究表明, 陈、冯两人的叙述至少在时间上是靠不住的。

  据陈建华所引陈德仁和安井三吉的考证, 1895年神户的报纸上并没有称孙中山为“革命党”, 只是称作“广州暴徒”。日本报纸最早把孙中山称作革命党是在1898年5月的福冈《九洲日报》上, 当时该报连载了宫崎寅藏翻译的《伦敦被难记》, 取名为《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日本, “革命”两字的含义本来就比中国宽泛,除了王朝更替之外, 更多地表示“巨变”。在翻译西文的时候, 又把Revolution翻成革命。所以孙中山、陈少白心目中以“驱除鞑虏、创立合众政府”为目的的造反,在日本人那里很自然地就理解为“革命”了。也就是说, 当时的政治语言中, 中文、日文和西文的语汇互相交融借鉴, 含义更为复杂多变。革命一词, 既保留了政权更替意义上的“汤武革命”的原意, 又含有改革意义上的日本“明治革命”以及时代转换意义上的“法国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的新意。

  但是陈建华的文章虽然题为《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 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日本报纸开始把孙中山称作“革命党”的时间, 与孙中山自称“革命党”的时间毕竟不是一回事。

  孙中山1896年11月给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的信, 是他政治生涯早期最接近“革命”这个词的文献。翟当时在编写《中国人名辞典》, 便通过康德黎的关系, 约请孙中山写一篇自传。孙中山于是致函翟理斯, 介绍其志向曰:“拟驱除残贼, 再造中华, 以复三代之规, 而步泰西之法, 使万姓超苏, 庶物昌运, 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又曰:“于教则崇耶稣, 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应天顺人”, 语出《易·系辞》:“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从这封信来看, 当时孙中山虽然并没有直接把他的政治活动命名为“革命”, 但已经立志于效法“汤武革命”了。

  从现存文献来看, 孙中山本人最早书面提及“革命”二字, 是在1903年12月中旬从檀香山寄出的两封信中, 一封是寄给黄宗仰的, 有原件保存;另一封叫《复某友人函》, 发表在1904年4月的《警钟日报》上。在此之前, 孙中山提及的革命, 皆为他人转述。其本人作于1903年9月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 洋洋数千言, 曰恢复, 曰独立, 曰再造, 唯不言革命。而1903年12月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之后, 就开始频繁使用“革命”一词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孙中山到达后发现, 康有为、梁启超为了与孙中山争夺华侨, 对“革命”大加批判, 迫使孙中山作出明确的回应。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说:“首事革命者, 如汤武之伐罪吊民, 故今人称之为圣人。”可见其时“革命”二字, 虽已掺入日文和西文中的含义, 但对于孙中山本人来说, 汤武革命仍然是最主要的革命原型。

  如果没有发现更早的文献, 则笔者这里有两个假设性的小结:一是国内知识界和日本留学界, 无论从提倡的角度还是从反对的角度, 都比孙中山更早地接纳“革命”一词, 他们在政治语言的选择上更加大胆自信, 也更加愿意在天命论的脉络中选择政治词汇;二是孙中山早怀“革命”之志, 他没有更早地使用这个词, 是顾虑到群众的接受度, 直到癸卯年内地掀起革命小高潮、海外又有保皇党挑战, 他才顺势决定高张“革命”之帜。

  四、使用“天运”纪年

  纪年之权, 历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不用国定纪年, 是对国家权力的挑战。清末改良派曾用孔子纪年, 革命派曾用黄帝纪年, 而孙中山在日常通信中固然以用西历为主, 在同盟会等政治机关的文献中则常用“天运”纪年。

  孙中山首次使用“天运”纪年是在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的时候, 该章程文末标有“天运岁次乙巳孟春吉日”字样, 换算成公历为1905年2月4日。其中“天运”二字, 应该是“奉天承运”之义。孙中山文中的这段话可作“天运”含义的注解:

  当此清运已终之时, 正汉人光复之候, 近来各省革命风潮日涨, 革命志士日多, 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 今当应时而作, 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

  其中“顺天行道”即“奉天”之意, “清运已终之时, 正汉人光复之候”即“承运”之意。“天意人心”并列, 说明天意即人心也。

  据屠燕治的研究, 明末以降的民间秘密会社中, 采用“天运”纪年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637年江西密密教张普薇起义、1786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和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又据徐钰的研究, 在《天柱文书》第一辑所收7 000份左右文书中, 采用“天运”纪年的有57份, 多为从清朝到民国贵州清水江地区的民间契约。孙中山在致公堂章程上用“天运”年号, 应该是与天地会和洪门的传统有关。另外, “天运”年号的使用没有构成一个有着明确的起点的系统, 所以“天运”二字后面不跟序数, 而直接跟干支。

  孙中山随即又把洪门的这个纪年方式用于革命运动。1905年春, 孙中山为了动员留欧学生加入革命运动, 起草了一份盟书, 第一句为“具愿书人〇〇〇当天发誓”,落款处有“天运年月日”字样。留学生们对于盟书中“当天发誓”与“天运”字样表示疑问, 估计是对于“天”和“运”所代表的天命论观念有不同看法。同年7月30日, 孙中山在东京起草同盟会盟书, 落款处标有“天运乙巳年七月日”字样。同盟会发起诸同志表示从未见过这个年号, 也表示了疑问。孙中山举出了两个理由:

  (一) 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 其运祚亦已告终, 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即汉兴满亡之表示, 其意义极为深长。 (二) 明亡后, 中国各秘密会党如天地、哥老、三合诸会, 均沿用此年号, 由来已久, 吾党用之可以吸收全国各秘密会党为我用。

  其中第二个理由是策略性的, 而第一个理由则是观念性的, 表明孙中山也相信政权之运数。这种信仰还有其他佐证。1901年春, 在与美国记者林奇 (G.Lynch) 的谈话中, 孙中山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 亵渎了神明, 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 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的时候, 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这种相信神明一旦被亵渎便不再灵验的观念, 与广义的运数观念是一致的。1904年孙中山作《〈太平天国战史〉序》, 提到太平天国的失败, 他发出了“岂天未厌胡运欤”的疑问。这样的提问, 大抵相当于承认当时“胡运”未绝。

  同盟会成立后, 孙中山又多次在宣言、誓表、军约、委任状等多种文件中使用“天运”纪年。最后一次使用这个纪年是在1911年10月13日得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以“芝加古同盟会”名义发布的启事中, 落款处有“天运辛亥八月廿二日”字样。

  孙中山在接纳“革命”之后, 又采用“天运”纪年, 表明他开始主动积极地利用天命论框架下的语汇所蕴含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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