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独特的个人经历考察其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2)

　　1896年春，他前往美国，由于美国华人对他宣传的革命响应者不多，9月，又前往英国。在伦敦期间，他被清政府驻英使馆官员绑架，后经康德黎等人营救而获释。伦敦脱险后，孙中山留居伦敦。这期间，他常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读书。他对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等均悉心研究。“他对科学技术和政治方面兴趣的广泛，使康德黎为之惊叹。”他还实地考察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情况。一方面，他对西方国家高度的物质文明、良好的社会风气颇为赞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往来’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另一方面，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不均——这一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痼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数垄断资本家富能敌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恣意妄为，进而操纵国家政权；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为生存而备受煎熬，难以保证基本的生活，更谈不上行使启蒙思想家们所许诺的天赋人权中的相关政治权利了。此次欧洲之行，孙中山对以前顶礼膜拜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在(心理建设)中讲：此次对欧洲社会的深入接触，使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他因此提出了民生主义的口号，想通过民生主义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他说：“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此时，孙中山解决中国民生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采用此时在西欧中左翼党派和慈善团体中盛行的亨利·乔治的单税法理论。在伦敦期间，孙中山对美国人事利·乔治的单税法理论很关注。孙中山认为，该书提出的以单税法解决土地垄断的理论，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并且能够防止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可能产生的贫富不均现象的出现。他盛赞“单税法，最为可采，视地价之贵贱，为抽税之多寡，办法亦最为简单。”由此可知，此时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架构已基本形成。

　　为了便于联络国内革命力量、筹划起义，1897年8月，孙中山经英、美、加拿大赴日本横滨。从1897年8月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和当地华侨，为中国革命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孙中山的不懈努力下，1905年8月；他原来所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领导的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共同组建了全国性的革命联盟——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随即创办。从此，革命党人以此为阵地，广泛地宣传三民主义，并向保皇振发起强大的攻势。随着同盟会的成立，革命力量大大加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背景下，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在万众欢迎声中，于1911年12月25日到离别多年的祖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统而观之，孙中山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极度关注中国当时面临的时代课题——推翻帝制，救亡图存，进而赶上先进国家，走向富强和现代化。通过对为此奋斗的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反思，促使他对心理因素的关注变得自觉而迫切。此外，孙中山早年的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使孙中山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家中对西方世界了解最多、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人。香港和西方国家先进有序的行政管理、兴盛繁荣的景象，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心生仰慕、向往之情，深感非改革政治，无以求进步。而严格的西方教育、科学训练和他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爱国主义者的独特经历，为孙中山自觉关注政治和心理、政治和心理学的关系，为他从这一角度，并努力以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准备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在中国进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实践屡遭挫折的经历，也促使他结合中国的国情反思其指导革命的理论。即开始了对“批判武器的批判”，最终完成了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他也由此深刻地认识到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人格的提升、心理的转化，在社会进步特别是社会转型中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又把“心理建设”提到重要地位予以极大地关注。可以说，正是以上各种因素有机融合于孙中山的理论努力和践行中，从而形成和发展为他独特、丰富而富有现代色彩的政治思想。

　　由此，从孙中山独特的个人经历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步，是中山思想的特质。当然，任何伟大人物，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孙中山先生也有他的局限性，但他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不停止探索前进的步伐，因而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亲手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依靠旧军阀发展到创立黄埔军校，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中国光明前途的远见卓识到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践，使他成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深入开展孙中山研究，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的一生。爱国，是中山思想的核心。孙中山先生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孙中山先生100多年前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并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改变中国的贫弱处境，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孙中山先生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先生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深入开展孙中山研究，对于在社会上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以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和作用。

　　孙中山先生一生，是追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生。爱国需要革命，革命为了建设，是中山思想的主要内涵。孙中山说“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创新创造条件。”又指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曾认为中国从事建设的主要障碍已经扫除，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了。所以在民国成立后的最初一年里，他游走各地，演讲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设想。几年后，《实业计划》更详细地勾画了一幅现代化中国的蓝图。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近代中国，由于外国资本及其依附者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任何现代化方案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深入开展孙中山研究，重温中国近代化建设历程，就会更加准确认识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明确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国家统一奋斗的一生。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是孙中山爱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和1924年，孙中山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两次应邀北上，并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这是他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的两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现在，在所有的华夏儿女中间，不分地域、党派、宗教、政治信仰，孙中山先生都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起着凝聚海内外所有华夏儿女爱国情感的纽带作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亲。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有利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同胞包括各党派、各团体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开展孙中山学术研讨、交流及相关活动，有利于两岸同胞以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共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懈努力。

　　民革中央周铁农主席曾指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是民革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革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民革广大干部党员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民革党员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多党合作、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方面，要有自己的特色，把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和实践，作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认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孙中山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认识到他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的一生，反映了一代中国人在最黑暗时代的奋斗历程，也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通过挖掘、学习、宣传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认识到他所体现的愈挫愈奋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紧跟历史潮流不断进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中发出的最强音，在今天仍具有鼓舞、激励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的巨大感召力，能有力地促进在当今社会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系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民革山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