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编造五次秘密反袁会议骗局(3)

　　五、歃血为盟时间不可能在12月22日

　　所谓五次秘密军事会议中的后两次会议，因为是在蔡李入滇之后讨论反袁，所以《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纪略电》没有写具体内容。唐继尧的军务厅长庾恩旸一年后写《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首次在书中说12月22日夜10时，军官们举行歃血为盟。

　　护国起义爆发时，云南于12月23日、24日、25日先后发出了四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通电，详细内容参见辛亥革命网的文章《护国讨袁的四份电报》，兹不赘述。

　　把歃血为盟的时间编造为12月22日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试想一下，云南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并限袁24小时答复，如果在袁世凯尚未答复之前就举行了反袁的歃血为盟，而袁世凯恰恰在最后通牒限期内答复同意取消帝制，满足了云南的要求，那么云南已举行的歃血为盟岂不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了吗？

　　歃血为盟作为重大的群体政治活动，不是随随便便就举行的，大家都是有头有脸，有行政领导经验，有身份地位的大人物，难道会愚蠢到给自己设置道义上的陷阱，给后人留下笑柄？难道没有一个人考虑到歃血为盟的时间应当安排在限袁答复期满之后吗？既然要把请求袁世凯答复取消帝制的电报拍发出去，哪有不等袁世凯在限期内表态，就迫不及待提前举行了歃血为盟的道理呢？

　　把歃血会议的时间说成晚上10点钟，也是有问题的。当年昆明只有一个小型的石龙坝发电厂，特别需要节约用电。当时的昆明人晚上10点钟早已关灯睡觉。召开歃血为盟这样的重要会议，而且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多，12月23日就是冬至节令，下午6点半钟昆明天色已黑，庾恩旸写书把召集开会时间定在晚上10点钟，而不定在大多数将领比较方便的七八点钟，也是违反常理的。

　　邹若衡记载：“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等具名讨袁通电发出后，唐命我督率军士在光复楼悬挂关、岳画像，灯烛辉煌、香烟袅袅，蔡、唐与滇军重要将领等叩头歃血。各刺指血签名，蔡最先，唐次之，将校以下只我一人，因招呼仪式得参加刺血，列最后【注：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8页。】。”

　　杨杰在《护国军革命回忆录》中记载道：“电报发出了……不见答复，群情更见愤慨，乃决定于25日下午7点钟在五华山开武将军行署开紧急会议，所有云南重要军官均被邀出席，并派军警将巡按使监视，以防不测……当时会场里面还供着关岳的神位，大家就关岳神位面前立誓。用银针刺破自己的手指，以鲜血在案头的黄纸上签了名，誓死拥护共和，报国讨袁。然后把签名单焚烧成灰，撒到酒杯子里。接着就是一阵痛饮，一阵悲歌，一阵欢唱，一阵鼓声，情绪的热烈，达于极点，直到深夜两点钟才散。大家都疯狂了，除了疯狂两字，简直无法形容。”【注：杨杰：《护国军革命回忆录》,载1945年12月25日《云南日报》第三版。】

　　25日当天上午，云南发出了讨袁通电（有电）。杨杰回忆录写的这些情节，说歃血为盟的时间是在25日晚7时，这一点很明确。如果讨袁通电未发出，甚至请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漾电”都没发出，一切都还处在不明朗的状态，大家都面临一个重大的决策。在尚未作出决策之前，其政治气氛必然是紧张的、期待的，不可能出现情绪得以释放的“热烈”、“疯狂”庆祝场面。

　　歃血为盟的日期是12月25日晚上7时，这个说法应是可靠的，而且这个日期还影响到几个重要的滇军将领能否参加歃血。

　　邓泰中、杨蓁两个团长参加了蔡锷到昆后的几次会议，12月24日他们分别带领步一团和步七团团部，继李文汉营开拔之后就出发了。歃血为盟时间如果真是12月22日，那么作为昆明重要高级将领的邓、杨两人，必然能够参加，但因为12月25日晚上才搞歃血为盟，邓、杨24日已出发，那就没有时间参加了，歃血名单中当然就没有邓、杨姓名。

　　梯团长刘云峰的资格也是足以参加歃血为盟的，刘云峰写道：“随即命云峰为第一梯团长。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属第一梯团（附机炮各一连），此为第一梯团之兵力。二十五日讨袁电发出后，余即出发。”【注：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89页。】刘云峰于25日的白天，在讨袁通电发出后就率兵出发了，所以未参加当天晚上举行的歃血为盟，这也是可信的。如果歃血为盟是12月22日，刘云峰决不会被排斥在歃血之外。

　　熊克武、但懋辛的资格也足够参加歃血，如果22日真有歃血，他俩必然能够参加。而他们两人于24日随邓泰中支队一起出发了，也未能参加25日晚上的歃血为盟。

　　但懋辛叙述：“邓泰中奉命先行出发。他说唐总司令希望熊师长一行的同志们与第一支队同时出发，以便进入川境时召集旧属帮助作战，我们一路先行的，有李蔚如、余际唐、邹有章、傅常、周官和、张冲、王维纲、彭竹轩、邓奠堃等，还有井勿幕等人及四川一些同志随后跟进。另外杨森、向传义、张煦、刘光烈预定跟同蔡总司令到永宁。我们26日过东川时，得知昆明已于25日宣布讨袁了。”【注：但懋辛：《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设立》，载《护国讨袁亲历记》，第141页。】但懋辛等人参加过几次重要会议，24日随邓泰中支队出发，所以当天没有听说歃血为盟。

　　这些将领于12月24日和25日白天就离开了昆明，所以25日晚上的歃血名单39人中，没有这些将领的名字。

　　讨袁通电发出后，将军行署、巡按使署联合发出通报：“所有政界各机关科长、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着于本月二十六午后一时，齐集第一师部大礼堂，听候宣告要件。”【注：李希刚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17页。】26日是向社会各阶层告知云南通电讨袁的事情，如果22日就歃血宣誓讨袁，消息流传到社会几天之后，拖延到26日才宣告，那与不宣告有什么区别呢？

　　讨袁通电消息传开后，全军振奋，杨如轩叙述：“于十二月廿五日宣布起义，正式成立护国军政府……驻省会附近各部队连长以上军官集中五华山大礼堂；各部队士兵就所在驻地操场，皆‘歃血为盟’，吃鸡血酒（刺破雄鸡冠和本人中指，以黄钱纸染血，烧灰入酒中饮之），举右手宣誓讨袁。誓词大意：‘绝对服从护国军命令，铲除袁贼，如违誓言，愿受极刑。’”【注：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51页。】全军将士歃血为盟的时间，应当与军政要员歃血为盟的时间紧密相接，不应当相距三四天之久，也就是说军政要员不至于在三四天之前的22日就歃血。

　　北京的统率办事处1916年1月2日致各省通电：“迭得报告，滇省确于二十六日宣布独立。”蔡锷1916年1月5日致梁启超函：“抵滇之日……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迄宣布独立后（廿五、六等日）人心更为安适。”【注：《蔡锷陈告入滇后进行护国运动情形函》，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200页。】这也能印证25日和26日云南政治决策明朗化，是宣布讨袁和全军歃血为盟的日子。

　　六、假材料逐渐补充完善形成误导社会评价的大骗局

　　唐继尧创作的五次秘密军事会议，是宣传其护国丰功伟绩的基础内容，唐还把张一鲲因卷款潜逃的经济案件被判处死刑改写为张一鲲因谋杀蔡锷未遂被枪毙，借以体现他派兵保护蔡锷入滇的功劳。对于讨袁先头部队的出发，对于拍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通电等等，在宣传中都打乱真实事件的时空，重新安排历史。

　　唐继尧的追随者不断补充完善，使谎言形成系统工程，还增加了唐继尧在护国前两个月就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愿意唯孙中山马首是瞻等等。若有人对五次秘密反袁军事会议提出质疑，就用讨袁先头部队已经提前一个月出发来反驳，若有人指出唐继尧杀害反袁人士，就用唐继尧早已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来反驳。如此这般，使人一两句话无法扯清楚。

　　护国运动后，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唐蔡孰为主动”的大争论，形成国民党与共和党的党派之争，云南人与外省人的地域之争，许多对唐继尧持批判态度的国民党人，为了不增加共和党的论战砝码，只好对唐采取隐忍态度，甚至为唐说好话。许多原先反对唐继尧的云南人，只好站在唐的一边。

　　有的云南人悻悻地说：“护国运动是云南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云南首举义旗，得到全国响应，最终取得胜利的政治事件，为什么要由一个外省人蔡锷来当代表人物呢？”基于地方主义，家乡观念，一些云南人就抬高唐继尧，贬低蔡锷。然而，很多外省人和外国人在云南这片热土上贡献了青春和生命，大多数云南人是感恩戴德的。

　　当然，历史人物都有局限性，蔡锷也有缺点错误，但是，蔡锷没有杀害中华革命党人，这是与唐继尧最大的区别。

　　唐继尧以他高强的作假本领沽名钓誉，换来了护国元勋的名头。他聘请外国的电影公司来云南拍摄《洪宪之战》，电影海报的剧照是些室内剧，没有战争场面，便于表现五次秘密反袁军事会议。唐继尧亲自粉墨登场，表演自己如何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作假的脸皮之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