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编造五次秘密反袁会议骗局(2)

　　四、直到11月都没有任何一个反袁军官听说过有反袁会议

　　邓泰中、杨蓁、黄毓成等高级军官曾反复多次向唐迸言要求反袁。按照事物客观规律，既然要召开军内反袁会议，就无须回避这些反袁军官参加，然而，唐明知他们反袁，而且是云南军界最重要的实力派军官，“反袁秘密会议”却不让他们参加，这从道理上说得通吗？

　　经常在一起开会互通情况的那些反袁军官中，只要有任何一人参加过唐召开的反袁会议，必然会把消息传给大家。然而这些在云南举足轻重的军官由于始终未听说唐召开过反袁会议，只见唐还在动员捕杀革命党，所以1915年11月军官们还在研究“唐氏如赞成帝制则杀之”的促唐反袁四项办法。

　　吕志伊往各省担任联络工作，启行之前一日，正值滇国民大会投票赞成帝制之日。【注：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南强杂志·云南拥护共和纪念专号》（南京）。】。

　　唐继尧的贴身警卫邹若衡记载：唐继尧召集省议员开会投票，以军警宪兵架起机关枪的威势，吓得议员写“赞成”两字。召集赞成帝制的投票之后，“唐派李厚安代作劝进表，上呈袁世凯，并派书法家贵州人王坚伯书写，又派马轸与李秉阳到北京呈递。在此情况下杨蓁更急如火，时时来见唐，一再催促唐迅速表示态度”【注：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39页、39页。】。可见杨蓁直到此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反袁三次会议。

　　那么，云南投票赞成帝制之日是哪天呢？是1915年11月11日【注：《顾鳖关于办理国民及代表大会选举事务经过情形咨》，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105页。】按照所谓五次秘密反袁会议的说法，这该是已经开过三次会议的日期了。

　　这三次会议的“军界中坚诸人”包括了反袁军官吗？没有。包括了团以上军官吗？更没有。吕志伊记载：“时滇中反对帝制最激烈者，上级军官则为罗熔轩、赵又新、黄斐章、叶香石、张开儒、邓和卿、杨映波等；中级军官则为杜韩甫、马幼伯、李文汉、李植生、田钟谷等。”【注：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南强杂志·云南拥护共和纪念专号》（南京）。】这些人中谁也不知道唐召开什么反袁会议。除了这些人以外，在昆明的中上级军官还有几个人呢？

　　从现存资料来看，护国军云南将领黄毓成、杨杰、赵钟奇、刘云峰、陈天贵、李文汉、詹秉忠、李曰垓、禄国藩、叶成林等人的回忆录，都没有关于唐召开过五次反袁会议的说法，充其量只有唐面对反袁军官的强烈要求时作过私下的敷衍表态，在军官正式会议上和对官兵的训话中从来没有说过要反袁。曾任职秘书厅长的由云龙1946年写作《护国史稿》时，虽然用很大篇幅为唐继尧歌功颂德，但却不屑于把所谓五次秘密反袁会议写进书中去，因为唐继尧只召开过捕杀革命党人的会议，并没有召开过反袁的会议。

　　唐继尧的僚属亲信为取悦于这个当权者，竞相摇唇鼓舌挥笔杆，对“纪略电”拼凑出来的会议内容再进行添枝加叶。有庾恩旸写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何慧青写的《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董雨苍写的《云南护国历史资料》、白之瀚写的《云南护国简史》等。这些人的文章把五次会议编造得有声有色，漏洞百出，互相矛盾，牛头不对马嘴，比“纪略电”离历史事实更远。

　　关于第一次会议的描写，除参考“纪略电”中的三条内容之外，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文章又增写唐继尧在第一次会议上的表演：“密召军界中坚人物于混成团本部晓之曰：‘袁氏不安总统之位，早已见诸形迹，今令杨度等公然设筹安会，大唱君宪救国之说。顾吾辈以无量数墨铁赤血换来之民国，兹一旦为彼独夫夺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尧虽不敏，愿与天下英雄歼此国贼!诸君其有意乎？’各军官皆愤然曰：‘将军尚能牺牲一切权利，以为国为民，吾曹部下，又安敢不倾诚听命，执戈效死！’唐公悦曰：‘吾固知君等之必赞成也。’因与军官约定三事。”这篇文章编造得太离谱了，当然就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大概何慧青想为唐把话说得圆滑一些，就另外编了个会议内容，但何的文章却忘记了当时的第一团团长是邓泰中，而把李友勋写为第一团团长。

　　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其会议内容是这样创作的：“由唐亲自出席，宣布开会宗旨后，即谓：今日之会，系征求全体真正之意思，望各发挥各人心中之真实意见，以备取决多数。众皆云：‘以将军之意思为意思，并无意见。’唐笑曰：‘此系官话，非各人独立发表意见不可。’良久俱无人应，唐曰各位皆不肯，由我指定何人，即由何人发言，不得推诿。’即谓李友勋曰：‘汝是第一团团长，由汝先发言。’李曰：‘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长官令进则进，令退则退，无意见可言。’唐复笑曰‘此更是官话。’又指其他，皆云与李团长之意见相同。唐见各人俱不肯发言，乃曰：‘可用无记名投票表决，希望各位不要揣测长官之意思，亦不要顾虑我们现在之举措，而专发表自己真正之意思。’投票结束，全体一致反对帝制。唐即当众宣布云：‘既是全体真意如此，则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无论成败利钝，皆无后悔。’并议决三事。”等等。

　　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和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的文章，却把“纪略电”中所述第三次会议之后的派人联络各省的问题，提到前面作为第一次会议的内容来写：“决定派人到各方明了情况。刘云峰到浙江；吴擎天等往广西；李植生等往四川；杨秀灵等往湖南；李雁宾等往贵州；吕志伊等往南洋与各该地同志联络侦察向背虚实。其后出兵策备及各方面呼应，得力于此不少，此即九月十一日事。”其实刘云峰、李植生等人是护国运动爆发时才带领部队离开昆明的。

　　关于第二次会议的描写：除照抄“纪略电”中的讨论起义时机的语言以外，庾恩旸与何慧青的文章写会议上决定派吕志伊等人到各省联络。白之瀚和董雨苍的文章，却是写会议上就决定在民国5年元旦云南起义宣告独立：“复于十月七日召集高级将领，商定起义日期（时传袁拟五年元旦登极，改元洪宪，故初拟于是日起义，嗣因蔡李诸公到滇形迹已露，乃提前数日发动）。是为讨袁之第二次会议。”其实袁世凯是12月才宣布1916年元旦登极，这里怎么能在10月7日就知道登极时间呢？

　　关于第三次会议的描写：庾恩旸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文章，因其成文时间与“纪略电”很接近，所以还残留着与“纪略电”相似的“外仍须示消极镇静态度，并须严防奸细煽惑军心”。后来的人写文章就极力掩盖这句露马脚的话语。

　　白之瀚文章和董雨苍文章避讳了严防奸细的内容，却写第三次会议是“密定实行出师计划”。何慧青文章更是娓娓动听，不仅完全不讲严防奸细煽惑军心的核心问题，而且写第三次会议是：决定起义的作战方略，推罗佩金拟定，会后就组织护国军第一军，以罗佩金为军长，第一梯团的两个支队先行往川边移动，于12月10日后分批自云南省城出发了，越吹越离谱。

　　然而，当今有些人还在云南的主流媒体上反复炒作蔡锷李烈钧入滇之前唐继尧召开过三次秘密反袁军事会议。因为唐继尧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不强调这三次会议就无法吹嘘唐继尧是护国运动的发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