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族一体”：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研究(3)

　　（三）“中国各族一体”的正式提出

　　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随即宣告革命“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造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46页。]同时颁布施政纲要：“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部各分设部、司、局、厂。各院部同署办事。地方文武各官依事务分配，直接各部，秉承办理。五、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

　　对云南军政府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文告较早地在光复各省中提出与“五族共和”相似的主张，即强调境内各民族平等联合，组成统一的国家，而非汉族独有的国家。共和各族的列举，则根据云南情况，相应地加上了“夷”、“苗”两族，而非如后来的“五族共和”那样，无视中国除五大民族之外仍有众多民族的实际。”是对民族问题“较为高明而有前瞻性的见解。”[ 贾益：《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期。]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在“五族共和”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加上“夷”、“苗”而成为“七族共和。”[ 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报》2011年7月29日第007版。]以上见解认为，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策“与云南本身多民族实际有关”，并且“结合了云南实际”，“更适合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与需要”。

　　对此，笔者有以下的见解：首先，云南军政府领导人对云南乃至全中国的民族认识不应该只停留在“五族”或者“七族”的简单数量问题上。当时，以李根源为代表的军政府重要领导人对中国民族的理解，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诸族”的概念，在性质上也有了“邦族”的认识。其次，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一直都有“五族”或者“七族”以外的不同民族仁人志士和群众参加：在腾越起义中，有傣族、傈僳族、景颇族、佤族等革命群众参加其起义军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刀安仁为傣族，重九起义的骨干人员中则有白族杨益谦、周钟岳。因此，革命是“各族”的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各族”，而不是“五族”或者“七族”。第三，“汉、回、满、蒙、藏、夷、苗”中的“夷”和“苗”并不一定确指今天的彝族和苗族，根据李根源“沿边苗夷诸族”的提法，在当时应当是包括包括今天彝族和苗族在内的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有“四夷八荒”和“东夷九种”之说，云南历史上也有夜郎、靡莫、滇、邛、昆明等“西南夷”诸族的存在，因此“夷”和“苗”是对当时分布于云南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不特指一族，也不具备现代民族的含义。第四，云南军政府颁布的施政纲要第六条直接声明要“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这一“中国各民族”不仅仅指“五族”和“七族”，而是指中国“各族”。第四，军政府布告中的“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和施政纲要中的要“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都提到了“中国各族一体”，而不是“五族”或者“七族”。

　　因此，笔者认为云南军政府在其公告和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基于“五族共和”，但却不仅只是“五族共和”的丰富和发展，而是一项有着自己独立认识的创新性民族政策。“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对中国民族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五族”，而上升为“各族”，针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则提出了“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的理念。

　　三、余论

　　诚然，“中国各族一体”首先是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政府的一项地方民族政策，但当时这一政策在国家层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各族一体”摈弃了“反清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第二，“中国各族一体”对中国民族的界定，超越了“五族共和”中五族建国的局限和狭隘，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的现实；第三，“中国各族一体”并没有要求各民族“合”、“冶”于汉族之中，超越了孙中山于十年之后的1920年提出的以汉族为中的“共冶一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内涵问题；第四，“中国各族一体”公开支持中国各民族共和建国，加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第五，“中国各族一体”中的“各族”强调了中国民族的多样性，“一体”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单一性，与几十年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命题有着某种相似性。

　　云南军政府在辛亥革命刚刚爆发、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前两个月就在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这一民族政策，无疑突破了当时历史的局限，不仅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而且具有独立的创新性，对中国后来维护国家一体、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尹仑，白族，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111引智计划”民族生态学基地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