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族一体”：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研究

　　清朝末年，云南各族人民的历次反清斗争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辛亥革命期间，云南各民族更是积极踊跃地直接参与到各次起义中去。在上述背景下，1911年11月1日，云南重九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李根源为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随即，云南军政府颁布了布告和施政纲要，在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

　　笔者以为，“中国各族一体”不仅只是云南军政府根据云南多民族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项维护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的地方民族政策，而更是在当时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下，针对以“反清排满”、“五族共和”等民族主义观念的局限性和消极性，提出的在国家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政策。为此，笔者在本文将梳理分析云南军政府的“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一、“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期间云南军政府“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的产生是和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首先，云南自古以来便是祖国西南边陲一个多民族共处的省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创造了云南独特的多元民族历史和文化；其次，云南在清朝末年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其中杜文秀领导的回、汉、白、彝各族人民大起义及其建立的政权更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政策主张；第三，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迅速深入地在云南传播，其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清末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云南境内爆发了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前后共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1853年，哀牢山区镇南县彝族农民杞彩顺、杞彩云兄弟起义，开化府的农民参加了广西侬族、僮族联合起义，两年后转战师宗、罗平。1855年，姚州彝、回、苗各族人民起义，活动于金沙江沿岸；还有墨江哈尼族农民田四浪起义。1856年，以彝族农民李文学为首的哀牢山各族人民大起义，控制了哀牢、蒙乐山脉、东南直到今日的西双版纳北面，参加起义的有彝、汉、回、苗、哈尼、傈僳、傣、拉祜等各族人民，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同年，在滇西爆发了以回族杜文秀为首的回、汉、白、彝各族人民大起义和滇东、滇南以回民为核心的各族起义。1859年，新平傣族土司刀成文起义，后加入李文学起义军，一体了元江两岸傣族起义军的力量。”[ 《云南辛亥革命史》第1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各族人民大起义失败后，云南人民继续坚持斗争。1885年，在马关、麻栗坡地区，爆发了项崇周领导的苗、瑶、壮、汉各族人民起义。1886年，盏达土司刀思鸿起义。1891年，呈贡、富民爆发了华炳文、黄子荣领导的农民起义。上述云南各民族的斗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中，尤其要指出的是杜文秀领导的回、汉、白、彝各族人民大起义。这一起义不仅在滇西建立了政权18年，而且先后在《帅府布告》、《誓师文》和《兴师檄文》中提出了“连回汉为一体”、“汉回一心”[ 马维良：《论杜文秀的民族团结政策》，《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4页。]的民族政策，并在《管理军政条例》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 各行其是, 均宜一视同仁, 不准互相欺虐。”[ 马维良：《论杜文秀的民族团结政策》，《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4页。]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体系, 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部分或层次, 这就是：“反满清、扶夷汉、锄奸邪，反满清就是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扶夷汉就是把在清政府残酷压迫统治之下的各民族联合起来, 共同反清, 实现民族解放和平等。锄奸邪就是要推翻封建专制暴政, 铲除贪官污吏, 建立一个包括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内的反清革命政权。”[ 马经：《论杜文秀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渊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3 期第55页。]杜文秀起义政权的民族政策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是云南各民族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对日后云南军政府“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无疑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孙中山革命思想在云南的传播

　　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大批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留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赴日留学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在这一空前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中，有相当数量的云南青年。

　　1903年，云南首批官费留日学生抵达日本，至1904年云南自费和官费的留日学生达到一百多人，分别攻读军事、政治、法律、师范、工商等科目。云南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到日本后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密切交往，接受了革命思想。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召集各省代表开同盟会筹备会，云南代表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等五人出席，并宣誓入盟，同所有与会者一道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1页。]作为云南代表作为发起人参与和筹划了同盟会的成立，数十名云南学生首批入盟。1906年，同盟会云南支部宣告成立，云南留日学生相继加入，其中就有傣族干崖土司刀安仁，回族赵钟奇、马伯安，白族杨益谦、周钟岳，彝族禄国藩等少数民族，[ 《云南辛亥革命史》第3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他们日后都成为了云南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为了在云南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向李根源等人提出了创办云南地方刊物的建议。孙中山认为：“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辱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云南杂志选辑》第一页。]1906年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于日本东京，李根源和赵伸为干事。《云南》杂志创刊后，就担任起在云南宣传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的重任，明确而系统地介绍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主张。正如云南《光复起源篇》所评论：“是时，有《云南》杂志者，滇人居东之所作也。其书痛陈清廷不纲及列强谋滇政策，由海外流入中国，读者快之......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67页。]

　　1906年至1910年期间，随着同盟会的活动转向国内，滇籍会员的相继回国, 在云南成立了10个群众进步团体。[ 荆德新：《孙中山与云南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01期第83页。]其中杨振鸿、陈文翰等成立的公学会，李伯东、李治等成立的兴汉会，张文光等成立的自治同志会，吕志伊、杨振鸿等成立的云南独立会等，这些群众进步团体，根据当时革命者的认识水平，大力宣传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其中就包含民族政策的理论和主张。

　　当革命思想迅速在云南传播的同时，孙中山很重视云南地区的革命活动, 寄希望于在这里进行武装起义。他曾说“沿海岸各省区决不能作根据地, 否则打起仗来成为背水之战。又中原地带四面受敌, 只有云南形势地处边远, 高山峻岭, 天然屏障。且与安南越南、退罗泰国、缅甸接壤, 与国际交通并无阻碍。”[ 谢本书：《孙中山与云南》，《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4期总第46期第47页。]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先后派人在云南发动了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永昌起义筹备前，孙中山在新加坡会见了奇异组织者杨振鸿等人，孙中山对他们进入滇西极表赞同, 并且说：“你们进滇西去作革命事业，我有《革命方略》一册，可以遵照办理, 决不致错误。”[ 何畏：《杨振鸿滇西革命志略》， 《辛亥草命回忆录》三, 第381-382页。]上述两次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使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云南更加深入人心。

　　通过上述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前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主张在云南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政策日后也成为云南军政府“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的基础。

　　二、“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的形成

　　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策, 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革命思想是一致的，但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其思想的发展, 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 由对革命初期“反清排满”狭隘性的反思，到突破“五族共和”的局限性，最终发展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 （一）对“反清排满”狭隘性的反思

　　清朝末年，大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开始在各种思潮和理论中寻找救国之路。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及其理论话语也由梁启超通过对伯伦知理学说的介绍开始传入中国。[ 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1页。]1902年，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的概念，虽然在当时这一概念还不清晰，但是开启了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