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族一体”：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研究(2)

　　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了“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政治口号。他们“对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割地赔款等行径痛心疾首，把通过政治变革寻求强国之路的迫切愿望，全部归结到推翻清朝政府统治这一毫不犹豫的政治取向当中。而清朝统治阶层的族别差异及其民族压迫政策，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导致了恢复汉人正统、驱逐满足统治的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了以‘排满’为中心的社会思潮。”[ 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在这一思潮的背景下，出现了以“黄帝”为标志的黄汉民族祖先崇拜和“皇汉民族”的政治正统，同时这一思潮最终形成了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建国纲领和以汉族聚居的“十八省”独立建国论。

　　孙中山上述纲领和理论直接影响了领导云南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1911年10月27日腾越起义爆发后成立了“滇第一军都督府”，在军都督府的布告中，任滇西都督的张文光明确指出要“奉孙大总理方略”，“兴师驱逐满奴，恢复腾越，”并对孙中山十六字建国纲领加以阐述：“驱逐鞑虏：覆彼政权，还我主权。恢复中华：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滇复先事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云南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云南人民在出版社1982年版。]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后成立的军政府随即对外发布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同时军政府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以“黄帝纪元”，并给起义将领颁授“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九月九日云南光复纪念勋章”，以“光复楼”命名军都督府大楼，军政府改《云南日报》为《大汉滇报》，在军政府所发布的各类通电、布告等官方文件中，多次出现“誓灭胡虏”、“光复汉族”、“光复故土”、“人心思汉”等口号。上述这些政策举措都表现出了云南军政府强烈的“反清排满”民族主义主张。

　　然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提出，“显然是一种有悖于中国多民族共建国家的历史的狭隘观念。事实上，这种‘种族-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除了正中时刻觊觎中国国土的日本、沙俄、大英帝国列强的下怀外，对中国走上现代国家之路毫无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相继出现帝国主义制造的分裂危机，令主张‘种族-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始料不及。这种危局，也促成了民国草创时期在民族、国家、领土方面新观念的产生。”[ 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革命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云南辛亥革命领导人逐步调整着自己民族主义的观点，云南军政府也在修正着自己的民族政策。滇西都督张文光认为：“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三者。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滇复先事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云南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云南人民在出版社1982年版。]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也宣布：“此次革命实系为改良政治增进国民之幸福起见，非种族革命也。吾辈同志不独不分省界，即满清官佐亦当保护，俟大局定后同享幸福。”[ 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报》2011年7月29日第007版。]军政府军政部也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的电文中也写到：“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时任云南军政府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的李根源在给满人崇谦颁布奖札时也称“照得此次建义，拨乱反正，实以扫除专制，改造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旋（族）之问题。”[ 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报》2011年7月29日第007版。]“反正以前，不得不借种族问题，以鼓吹同胞；反正以后，但期改革政治，保持地方安宁，增进人民幸福。组成共和国家，即达我辈目的。”[ 谢本书等编：《西事汇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迤西国民自治会负责人赵藩更是以云南军政府名义致电各厅、州、县等曰：“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藉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 《赵藩遗稿》，《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81年。]上述对民族问题的阐述，“可见在当时滇西很多革命者心目中，“同心”远比属于何种民族重要，只要以“汉藉相待”，便非“异族”了。这里，种族性的民族身份认同，很快就被文化上的“同心”取代。”[ 贾益：《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期。]

　　因此，云南辛亥革命领导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由原来“反清排满”的狭隘民族革命发展到了为了“国体民生”而进行的国民革命和“扫除专制”的政治革命，所提出来的民族政策主张和目的，也由原来的“驱逐鞑虏”发展为“同享幸福”。这样的认识和反思，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

　　（二）对“五族共和”局限性的超越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岐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这一政治宣言是对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论的明确表述和倡导。3月，袁世凯正式就职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重申了“五族共和”这一立国原则，并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4月，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称：“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其后，孙中山也申明：“今我共和成立，凡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国家主人翁。” “五族共和”民族政策的提出，超越了“反清排满”的狭隘性，“是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重要变革，对包容中国各民族共和建国，激发中国各民族的祖国认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肢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反映中国多民族的现实，而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心概念——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并没有因‘五族共和’而得以解决。”[ 参见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云南辛亥革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出：一方面在实践上良好地运用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如大理光复时，街市一律悬挂汉字红旗，当地回族看到后，“疑之，惶惶走相诘问，几酿变”，后大理自治总机关部“集回民会议……为演说回汉一致，五族平等之旨。并令公推代表，得杨杜二人入部共事，始各帖然，”[ 张肇兴：《迤西篇》，《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大理自治机关演说之“回汉一致，五族平等”等观念为大理回族民众接受，说明其认同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观念，并积极参与其中。”[ 贾益：《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期。]；另外一方面在观念上超越了“五族共和”的局限性，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李根源的民族政策思想。李根源自幼生长于多民族杂居的滇西地区，熟悉等地少数民族民情，因此对当时的中国民族，李根源有着自己的认识。李根源认为：“举凡汉回满蒙藏，以逮沿边苗夷诸族，其生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方当共同组织，以建立我中国统一之民族国家。”[ 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报》2011年7月29日第007版。]辛亥革命成功后云南军政府在滇西地区推动改土归流，任命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文武官吏，专任西事。”[ 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昆明重九起义——纪念辛亥昆明重九起义90周年文集》，政协昆明市委员会办公厅编，2001年。]在其对滇西地区发布的告示中称：“土司守土，历数百年，巩我藩篱，皆吾邦族。”[ 《西事汇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谢本书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李根源的民族政策思想虽然基于“五族共和”的基础，但无论从“五族”增加到了“诸族”，并把中国“共和”的性质界定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还是更进一步提出了“邦族”[ 参见贾益：《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期。]的概念，这些都是对“五族共和”的超越，作为云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军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