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会与甲辰长沙起义

　　华兴会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内地最早也最为重要的反清革命团体。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的黄兴邀约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湖南长沙发起创建了华兴会这一反清革命的团体。华兴会的成立，第一次将我国内地的反清革命志士聚集和组织起来，提出反清革命纲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即甲辰长沙起义。华兴会和甲辰长沙起义，时间虽然短促，起义亦未发而败，但对于湖南乃至全国的反清革命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华兴会及其筹划的长沙起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其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估价。今年是华兴会筹划甲辰长沙起义110周年，也是华兴会主要缔造者、辛亥革命杰出领袖黄兴先生诞辰140周年，本文拟就此略加探讨，以纪念这两个不平凡的日子，并就正于诸位学者方家。

　　上世纪初，我国大批留学和流亡日本的维新志士、青年学子，进一步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痛切于清朝的腐败和国家的危亡，开始了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挽救国家危亡的活动。一场反清革命运动由是兴起。其时，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热情投身其间，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举行集会。

　　光绪二十九年（l903）夏，黄兴等一大批革命留学生归国“策划革命”，而黄兴则以“运动湖南及湖北、南京一带”革命运动之责自任。是年6月，黄兴抵达上海，见到自湘来沪的长沙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并承其请回湘后“来明德共事”。旋偕章士钊赴泰兴、南京，先后访见泰兴知县龙璋、留日归国学生魏肇文。“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8月，黄兴抵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反清革命演说，散发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二书四千余部之多，又结识有识之士宋教仁。于上可见，黄兴自日归国后，没有急切回湘，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开展一系列活动，“部署略定”，才返回家乡的。这些活动，为后来华兴会的创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

　　同年秋，黄兴回到长沙，即应胡元倓之请，主持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不久，黄兴邀请张继来任历史教员，吴禄贞、李书城应邀“来湘小住”，陈天华、宋教仁等也应约先后来长。他们以明德学堂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力量。九月十六日（11月4日），黄兴以30诞辰为名，聚集革命同志十二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宅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公推黄兴为会长。

　　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重要的当事人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与重要的知情人黄兴之子黄一欧等均撰写过回忆录，但众说不一。刘揆一所述为31人，周震鳞、黄一欧则忆作二十余人。而章士钊一直坚持十二人之说，并明确指出：“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地点在彭渊恂宅，到会者共十二人。十人湘籍，余二人为侯官翁巩、无锡秦毓鎏。湘籍十人，除克强与吾及彭渊恂外，刘揆一、胡瑛、柳大任叔侄咸在”1，后又补记了徐佛苏。数十年后，经学者考定，认为此十二人之说较为可靠，但对于此十二人的名单，却各有其见。1982年，有学者彭国兴在其《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中开列的名单为：黄兴、刘揆一、章士钊、胡瑛、柳大任、柳继忠、彭渊恂、翁巩、秦毓鎏、宋教仁、周震鳞2。1995年出版的《湖南通史》“近代卷”所具名单为：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翁巩、周震鳞、陈方度、柳聘农（即大任）、柳继忠、苏玄瑛、张继3。相较两个名单有四人不符，前者为胡瑛、彭渊恂、宋教仁、徐佛苏，后者为陈天华、陈方度、苏玄瑛、张继。笔者认为对此应再作研究，但大致看来，当以前者为是。一是此名单中的十人，系章士钊数十年来屡次回忆、坚持认定的；二是此外所缺二人，即应为宋教仁、周震鳞。宋教仁系黄兴特地约来长沙，又被推选为副会长，不可能没有参加会议。而周震鳞是当时重要人物，且一直在长沙担任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参加会议。

　　按此，华兴会应当是正式成立了，但多年以来，不少著述则认为这只是华兴会的一个筹备会议，后来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6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龙宅举行了一个成立大会，参加者一百多人，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任副会长，黄兴并发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演说。此说源自解放初期杨世骥著《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以下称杨著）一书，但并没有交待史料来源。此后遂为各种著述，包括上引彭国兴《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及《湖南通史》“近代卷”一书所征信。本文以为，这一问题还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第一，在保存至今的华兴会当事人、知情者所撰写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人记述了这一事件。这么一个非常重要且颇具规模的会议，当事人、知情者不可能不留下记忆。第二，按杨著，此次会议时间为1904年2月16日，为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是为光绪三十年除夕。此为中国人最为重视、应该一家团聚的传统节日，而华兴会于此日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既不合情理也难以实现。第三，按杨著，此次会议系在长沙西园龙宅举行。龙即清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面对清室腐败、国家危亡的形势，他思想开明，也同情革命，但毕竟还不是一位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黄兴等人不可能在他的住所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笔者认为：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应该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地点即为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宅。在这次会议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并发表了重要演说。

　　华兴会成立以后，在长沙南门外设立总机关，对外称华兴公司。该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订有章程，招股一百万元。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会员证。华兴会其下，设有同仇会以联络会党，黄汉会以运动军队，并在省城长沙设立了长沙日知会、东文讲习所等联络机构，在湖北、上海等地建立了联络机构。甚至在日本东京，还由湘籍留学生仇鳌、罗杰等成立了新华会，成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仇鳌曾说：“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两湖留学生参加的最多，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樊锥、盛时等都是会员。”4可知华兴会的会员已发展到日本东京和国内长江流域各省，仅几个月的时间，即达到四五百人。

　　光绪三十年春，华兴会决定于是年十月十日（1904年11月l 6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省城文武官员在皇殿行礼之机，举行起义。这年春初，黄兴和刘揆一雪夜步行，在湘潭一处山洞与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会晤，商讨起义大计。为筹集经费，黄兴毁家纾难，出卖祖遗田产近300石，刘揆一、柳聘农、彭渊恂等也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华兴会印发了大量书刊，以宣传革命。其时，长沙城内革命书刊“罗列满布，触手即是”，人们“交头手指，争相阅诵”。

　　9月24日，华兴会在浏阳普迹市为马福益举行授将仪式，并赠与枪支、马匹，“仪式庄严，观者如堵”，情绪极为高昂。当时，华兴会制定了一个长沙举义、五路响应的计划，即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徒众为辅，于十月十日发动起义。长沙以外则以马福益哥老会为基本队伍，分为五路，由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义军；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义军；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义军；萧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军队。各路均由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一旦发动，即会同向长沙进攻。

　　然而，在起义紧张筹备之际，由于事机不秘，九月初，消息泄露。萧桂生、游德胜等多人被捕，经刑讯供出：“曾听马福益并未获之刘军，黄老师等说，放华兴票，叫同仇会，各省都有，七月方到湖南。在国外买有洋枪三百多枝，九月初间到湖口，月内即可运到湖南。东洋学生已回来多人，约期起事。”九月中旬，署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大肆搜捕党人。据当年创办于上海的《东方杂志》报道：“湖南某县有黄某者，纠合同志，拟起革命军，乘势割据，与粤匪联为一气。近已捕获四人正法。”又，湖北消息：“鄂督张制军访悉鄂、湘等处有党人意图作乱，札饬缉捕委员获到萧贵生、游德胜二名，并搜出命旗、印信、华兴票布、札文等件。讯据供称：此项华兴票名曰革命同仇会，共五百余人，系日本留学生所倡，已办有枪械药弹等军装，拟分五路起事，总会设在日本等语。因督饬各属严密防缉，又电致驻日本华使妥为访察防范。”5

　　黄兴等被迫逃亡，长沙起义宣告流产。此后，黄兴等华兴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先至上海，图谋在武昌、南京等地再谋起事。旋因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发生，黄兴等被牵连入狱，后虽释出，但已无法继续在国内活动，乃于年底出走日本。

　　综上所述，华兴会自1903年11月成立，至1905年8月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其活动时间不到两年，似乎昙花一现。但是，从其组织与活动的规模，从其对于后来湖南以及全国革命的影响来看，华兴会的成立，却是一起非同寻常、意义重大的革命事件。

　　首先，华兴会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革命宗旨和行动方略，并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革命团体。由于甲辰长沙起义的流产，革命曾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华兴会的文件包括革命秘密计划、会员名册等未能保留下来。其革命宗旨，虽然尚无革命文献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留日期间，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反清革命思想，发现其思想脉络。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演说，即揭示了华兴会的革命宗旨为“驱除鞑虏”。宋教仁在华兴会起义事泄后，曾感慨高歌“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6。其行动方略，即以武装起义，“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略。这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目标上，与后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是一致的；而其革命方略，也与后来反清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历史进程是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