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会与甲辰长沙起义(2)

　　在组织形式上，华兴会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内各种新式学堂的师生充当了华兴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因而使这一团体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同时，华兴会十分注重联络会党和军队，建立了联络会党的同仇会、运动军队的黄汉会，仅准备参加起义的会党群众即有二万人之多。

　　此外，黄兴和其他华兴会领导人还利用同学、亲友的关系，影响和争取了社会上层部分绅士、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如清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翰林院编修谭延闿、江苏泰兴知县龙璋、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龙绂瑞及陈树藩等绅士，以及清湖南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颐等官员，黄吉亭等传教士。因此，在起义消息泄漏、黄兴等遭到缉捕的时刻，由于他们的同情和庇护，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得以安全脱险，无一被捕，革命力量得到保全。而这些同情革命的士绅，还直接或间接地赞助和支持了革命，龙璋为长沙起义赞助经费，其创办的轮船公司并曾准备作为华兴会运输枪械之用。陈树藩时为明德学堂教师，其弟陈季藩及子侄陈嘉会、陈嘉祐等并参加了华兴会。由于有了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这一批同情或赞助过革命的士绅，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大多都投入到了革命的阵营。

　　其次，华兴会的成立及其活动，造就了力量雄厚的湖南反清革命队伍，为湖南革命形势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湖南成为我国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之一。华兴会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产生了卓越的革命领袖黄兴和以他为核心的革命家群体。早在留日期间，黄兴以其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优秀品质，成为革命青年中的佼佼者，“被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第一人”7。在创建华兴会过程中，黄兴意志坚定，博学多才，虚怀若谷，团结同志，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成为华兴会的核心人物。他流亡日本以后，又组织数省留日学生，成立革命同志会，在日志士群起响应。时人评价说“留东青年，以黄兴为革命实行家，多倾向推重……黄可操东京革命志士之牛耳”8。其后，华兴会与兴中会的联合，直到同盟会的成立，黄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同盟会中与孙中山并称的杰出领袖。

　　华兴会的成立，还造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湖南革命家队伍。华兴会的其他领导人和骨干，如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谭人凤、刘复基、蒋翊武、刘道一、杨毓麟、章士钊、李燮和等，他们有的在留日期间即立志反清，有的在加入华兴会之后走上革命道路。但自此以后，他们都义无反顾，矢志不渝，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华兴会会员众多，士气高昂，对于建立同盟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在1905年7月30日的筹备会上，与会79人，其中湖南20人9。据同盟会最初两年名册，共有会员979人，其中湖南158人10。可见，同盟会成立初期，华兴会是一支很大的力量。

　　华兴会筹划的甲辰长沙起义虽然流产，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也大多流亡东去，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时人曾誉之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湖南人之革命思想实籍此……播下种子，植其根基”，革命风潮“则已弥漫三湘七泽矣！”11湖南的反清革命运动从此风起云涌，不可阻遏，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湖南成为中国辛亥革命的主要地区之一。

　　长沙起义夭折以后，部分华兴会员仍留在长沙坚持斗争。1905年5—8月，禹之谟发动商、学两界，参加收回粤汉铁路利权和抵制美货的爱国群众运动，被举为湖南商会会长和学生自治会会长。同盟会成立以后，原华兴会会员都转为同盟会会员。禹之谟乃受黄兴委托，在长沙组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其时，湖南分会大肆宣传革命，“无论政界、军界、警察、工商界皆得旁听”；还“开设酒店，贱沽结欢军人”12。禹之谟甚至“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悍然不讳”13。湖南又出现了“民气伸张与革命暗潮四布”的形势。

　　1906年5月，湖南分会又领导发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运动，对清朝封建统治展开了一次政治大示威。毛泽东曾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评论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14

　　1906年冬，湖南发生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笫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她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发出了必破千年专制，“必建共和民国”的口号，对全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1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其后，谭人凤等先后回湘，策动两湖革命。焦达峰、孙武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作出了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的重大决策，确定了“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也要立即响应”的协定。这就是辛亥革命中著名的两湖在十日内相互响应的“约盟誓守”。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人迅即响应，于10月22日发动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此后军政府组建部队北上援鄂，先后四批，总兵力达16个营，共八千多人。援鄂湘军在武汉前线和湖北革命军并肩作战，以热血和生命保卫了湖北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保卫战阵亡的湘军将士，仅有姓名可考者即292人15。

　　辛亥革命在湖南的胜利，在全国具有重大意义。他是全国第一个继武昌首义后光复的省份，解除了湖北革命政权的后顾之忧，切断了清廷与华南、西南数省的联系，促进了全国革命的继续高涨。湖南又在全国第一个出师援鄂，为保卫辛亥革命的首善之区、为全国各地的光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再次，华兴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兴会以湘籍志士为主体，但并不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其中也有不少的外省籍人士参加，如直隶张继，福建翁巩、林白水，江苏秦毓鎏、赵声，广东苏曼殊，浙江王正廷，湖北吴禄贞、李书城、李步青、周维桢、金华祝、曹亚伯等，多为著名革命志士。时在明德学堂教书的周震鳞曾回忆：“各省的革命党人，来明德、经正任教的日多，参加和赞助华兴会的秘密革命活动，从而与各省革命党人取得联系。”16他们参加华兴会以后，回到原籍，又成为各地反清革命的首领。

　　华兴会以武装起义，“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略，因此十分注重与全国各地的联系。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即说：“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支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行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17由此可见，华兴会的行动方略，是在发动他省革命具有成效的前提下，首先由湖南发难，占领湖南并以其为根据地，然后各省响应，“直捣幽燕，驱除鞑虏”。

　　按照这一部署，华兴会派遣“宋教仁、胡瑛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杨守仁、章士钊注重宁、沪，策应一切；并荐熟悉军务之会党如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军队”18，又派魏宗铨至江西萍乡。华兴会的这一系列组织活动，建立了与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力量的联系，推动了湖北、上海等地革命团体的建立。宋教仁、胡瑛到武昌后，很快联络湖北志士刘静庵等，成立了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而就有了后来日知会和共进会、文学社的建立。杨毓麟、章士钊到上海，积极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19。章士钊特为租赁招待所四处，安置接待，又“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辈”20，这成为了后来光复会建立的基础。

　　此外，原华兴会会员还在四川、江西、广西、河南、辽宁、广西、云南等省份也展开了革命活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当地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华兴会的创建，已经过去111周年了。但是，他在我国辛亥革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深深地铭刻在辛亥革命的巍巍丰碑上，永远将放射灿烂的光彩。而手创华兴会的卓越领袖黄兴与华兴会其他杰出革命家和志士们，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创建民主共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也已载记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以及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斗志，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在一道纪念原华兴会会员陈天华、杨毓麟等烈士的命令中说：“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