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群体(3)

　　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其中“奖励游学”政策甫一出台，湖南巡抚俞廉三即选派学生张孝准（长沙人）、梁焕彝（湘潭人）2人赴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和采矿等实业。1902年，湖南举办新政，大量创办新式学校，急需培养合格师资，湖南抚院决定派人到日本留学，为教育改革培养师资。经过各书院山长推荐，有关部门考核，选出“年未满三十，而志虑忠纯，识量通达者”12人赴日留学，中有俞诰庆、龙纪官、俞蕃同、王履辰、仇毅、颜可驻、李致桢、胡元倓、朱杞、刘左楫、江都良、陈润霖，赴日本学习6个月的速成师范，回国后，很多成为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1903年，湖南抚院再次选送官费留日学生24人，比上一年增加一倍，留日学习时间也增加为四年半，这批留日学生都是为了培养中小学及实业学堂教习而选送的，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一年半，再入实业学堂学习各科三年，毕业回国后必须在湖南担任教职3年以上。1905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继续增长，同时还选派了20名女学生留日，这20名女学生大部分是原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和长沙影珠女学的学生，他们由影珠女学的创办者黄萱率领，到日本“攻读速成师范科”。到1910年，湖南官费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200人。与此同时，自费留日学生比官费生更多。1902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里，申请自费留学日本的就有9批共24人。其中第一批有杨度、黄忠绩、戴展诚、刘棣蔚等4人，第二批有刘青藜等人。在杨度的影响下，他妻子黄仲瀛、弟弟杨钧、妹妹杨庄、妹夫王代懿也前往东京留学。1903年，湖南自费留日学生达30余人，其中包括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石醉六、朱师晦、仇蕴存、萧仲祁、曾继梧、余焕东、梁焕廷等。截至1904年止，中国各省留日学生总人数达3000余人，其中湘籍学生800余人，占全部留日学生四分之一强，人数居各省之冠。

　　湖南留日学生很多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黄兴那样的“流血革命”者，更多的则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成为胡元倓那样的“磨血革命”者，为开创湖南近代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第一批官费留日的12人中，至少有5人在长沙从事教育事业。如：俞诰庆回国后担任湖南师范馆监督，后又任湖南学务公所总文案兼省城各小学的总监督，成为湖南抚院主持教育的得力干将；俞蕃同回国后，与龙绂瑞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后历任湖南高等学堂教育长兼监督、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教育长、求忠学堂监督等职，并曾出任湖南学务公所实业科副科长；刘佐楫回国后，与胡元倓一起创办了明德学堂，并曾一度担任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和陈润霖回国后，分别创办明德学堂和楚怡学校；还有回国后苦心经营隐储女学40余年的黄萱；回国后创办乙种农业学校的彭海鲲；“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校的朱剑凡；有前后担任周南校长20余年的李士元；有创办岳云中学，并担任校长30余年的何炳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最先的两个监督（校长）刘棣蔚和戴展诚都是自费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第一师范先后有两个锐意教育改革，办学成效卓著的校长，一个是孔昭绶，一个是易培基，都是留学日本归国的教育家；在湖南一师，还有方维夏、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曾到日本留学或考察。在1992年编纂的《长沙教育志》里，收入“人物传略”的教育界名人共72人，其中在“五四”运动以前的约40人，其中15人是从日本留学归国，可见留日学生对长沙近代教育的影响。

　　湖南留日学生更为后人所知的是在反清革命组织与宣传中做出的巨大贡献。留日中国学生最初的活动主要是创刊办报，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对推动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人在辛亥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其中杰出代表有陈天华、宋教仁、杨毓麟、秦力山、宁调元、章士钊等人。1901年6月，参与自立军起义死里逃生的秦力山，在东京最先发起创办《国民报》月刊，宣传欧美民主革命，提倡“革命排满”，驳斥保皇派的言论。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黄兴、杨毓麟、杨度等人在东京创办“湖南编译社”，发行《游学译编》杂志，提倡学习西学，鼓励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杂志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学说，编译教科书，报导留日学生生活，对启迪民智、鼓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发挥了先导作用。同时，黄兴还资助湖北学生刘成禺、李书城创办《湖北学生界》。1905年夏，宋教仁与湖北学生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民族革命不遗余力。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接收该杂志为机关刊，改称《民报》，湖南留日学生宋教仁、陈天华是主要撰稿人。宋教仁在《民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陈天华（署名“思黄”）发表《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文章，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广泛传诵。《民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使孙中山其人及其革命思想广为人知，对促进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1906年，宁调元、陈家鼎、杨毓麟等在东京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改名《汉帜》，以极显豁痛快的文字，宣传革命宗旨，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路甚广。1902年冬，杨毓麟以“湖南之湖南人”笔名，撰写《新湖南》一书在日本出版，明确主张“排满革命”。书中从湖南人的性格特点上，论述了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豪壮气概，以及为挽救国家危亡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声呼吁湖南“中等社会”人士负起责任，倡导湖南脱离满清政府“独立”，“存湖南以存中国”。该书在日本出版后风行于世，并在国内广为传播，成为当时最早出版、影响极大的反清革命读物。1903年秋冬，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激于列强侵华的义愤，奋笔疾书，在东京出版《猛回头》、《警世钟》二书。在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满清政府投降卖国的事实，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鼓励民众拿起武器推翻清政府，建立新中国。由于书中文字通俗易懂，贩夫走卒皆能阅读，而且以歌谣的形式表述，便于传诵，因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影响极大。青年学生以“偷看为乐”，许多清军士兵阅书后“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散至民间，又被改编为歌本，广为传唱，对传播反帝反满革命思想发挥了极大作用。章士钊任《苏报》主笔，从事反清革命宣传，1903年参与华兴会创建，1904年任上海爱国学会副会长，1905年赴日本留学，发表《释仇满》、《汉奸辩》、《沈荩》等论著，揭露满清政府屠杀汉人、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呼吁汉族民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他还写作《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是当时最早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小册子，表彰孙中山历经艰险、从事革命的丰功伟绩，正是书中将“孙文”与其日本化名“中山樵”嫁接在一起，使“孙中山”之名流播海内外。

　　此外，湖南留日学生还通过讲述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激发民众反清斗志。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暴君政治》，章士钊的论著，揭露满清政府屠杀汉人、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呼吁汉族民众起来推翻清政府。朱德裳的《中国魂》，黄藻编《黄帝魂》等书籍，也以讲述中华民族始祖的历史，宣传“尊王攘夷”观念，鼓舞国人发扬中华先民的奋斗精神，与专制统治作殊死战斗。

　　湖南留日学生在组织革命团体，准备发动反清革命方面，也走在各省前列。1904年，黄兴、宋教仁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革命同志会”，团结各省留学生，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相当活跃，其中许多人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领袖及重要骨干。1904年，湖南学子成立了留日学生会湖南分会，推举范源濂、杨度担任正副会长。在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中，湖南留日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毓麟、蔡锷、刘道一、章士钊、宁调元、胡瑛等人，在留日学生中有很大影响。

　　湖南留日学生是拒俄运动的主力军。1903年，驻东北的沙俄军队违约拒不撤军，引起中国人民及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会后，黄兴、宋教仁、秦毓鎏、钮永键等人立即组织“拒俄义勇队”，坚决反对清政府出卖领土主权，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主权，立誓“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湖南学生陈天华、杨毓麟、蔡锷、周宏业、袁华植、郑宪成等200余人争相参加义勇队，他们积极投身军事训练，由黄兴出任军事教练，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准备回国参加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1903年5月2日，拒俄义勇队被解散后，一部分坚定的爱国学生仍不放弃，将义勇队改称“学生军”，5月11日，学生军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决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作为革命方略。湖南留学生黄兴、陈天华、杨毓麟、周宏业等人，积极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成为留日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杨毓麟还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等六人，在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暗杀团”，研究各种爆炸方法，计划先暗杀几个清廷重臣，然后以军事行动推翻清朝统治。1903年5月底，黄兴、杨毓麟、刘揆一、陈天华等人被军国民教育会选为“运动员”，秘密回国返湘，发动国内各界力量从事反帝反清革命活动。湖南留日学生中出现的“蹈海三杰”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尤为后人敬仰。

　　作者：李跃龙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省参事室研究员；朱发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