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不渝的深厚友谊:黄兴与宋教仁关系论略(3)

辛亥革命网 2017-04-07 13:4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袁立春 查看:

黄兴和宋教仁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着名革命家,还都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结构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恰好贯串辛亥革命全过程,他们始终不渝的深厚友谊更是世所罕见。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因素均不可忽视。黄、宋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恰好体现了文、武并用的功效;革命宣传,唤起民众,有助于武装斗争开展;武装起义的壮烈,又丰富了宣传的内容。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宣传的跃进,人心的惊醒。黄、宋两人的同心协力,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一曲美妙的协奏曲!

  三,各有千秋 殊途同归

  民国成立之后,黄、宋关系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是私交仍在继续,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各人对时局的认识发生变化,工作重心也出现差异,原来潜伏着的不同心理基础充分地在行动上显示出来。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在改组同盟会上,行动虽相同,思想基础却不尽相同;二是在政治态度上,行为与心理渊源及理论宗旨都不同、前者可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看出,后者则可从“功成身退”与“政治斗争”的对比中略现端倪。

  黄兴和宋教仁对同盟会的成立。壮大、改组都起过重要作用。同盟会成立时,黄兴、宋教仁联系的成员最多,骨干分子多为华兴会员,但黄却提议,公推孙甲山为总理,他协助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却一直甘当副手,从无争夺领导权之意.1907年,黄与孙曾为“国旗”设计式样问题发生争执,黄虽然气愤得想要退会,最后仍然顾全大局,勉从孙意;当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掀起“倒孙风潮”时,黄兴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力言革命团结之重要。1908年,共进会成立时,黄兴还以此责问过焦达峰,并创办“勤学舍”,以维持同盟会的团结。所有这些,都说明黄兴在同盟会的成立与巩固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对组织的态变是甘当“配角”的。正是由于黄兴不争领导权,使得同盟会能在孙中山旗帜下不断壮大。

  宋教仁对同盟会的贡献是较大的,但与黄兴不同,他并不甘心当“配角”,一有机会即希望独当一面。宋对孙、黄虽都尊崇,但仍有自己的主张。1910年6月,孙宋之间为改组革命团体发生冲突,孙中山发牢骚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这应该是1911年7月宋教仁组建中部同盟会的思想背景。1912年8月国民党的成立,领袖虽仍为孙、黄,实际负责者则是宋教仁。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后果是积极的。它的成立,促进了长江流域革命的发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在新形势下活动的结果,积极的意义在于将革命的统一战线扩大,有种子政治上掌握主动。这就是宋教仁组织活动上的有效成果。不论是黄兴甘当组织中的“配角”,还是宋教仁的独当一面,他们都为革命团体的发展、更新与壮大作出了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兴与宋教仁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兴趣偏向也不一样。首先是对辛亥革命后的形势看法不一。黄兴和孙中山一样,均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唯民生主义是尚待努力韵目标。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并表示“愿诸君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黄兴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革命”上,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重于矿业,与孙中山铁路政策,相辅相成”。从1912年6月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起,到“二次革命”前止,黄兴的兴趣几乎全倾注于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方面。宋教仁的看法则不一样,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形势是:“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他将精力放到了实现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方面,如组建国民党,主张责任内阁,推行议会政治实现资产阶级掌权的民主共和等等。因此,此时是宋教仁一生中政治生涯最活跃的时期。

  对形势认识不同,固然是黄、宋工作重心不一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权力取舍不一,也是他们兴趣相异的心理基础。黄兴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影响比较深,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士大夫”的情趣来,他对权势欲不太热心,常抱着“名不心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宗旨行事,故他是协助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最佳助手;民国筹建时,人们多次推举他为大元帅副元帅,但他多次推辞;孙中山回国,他马上拥立孙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孙中山被迫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辞职引退时,黄兴即希望与孙中山一同辞职;南京留守府期间,他虽作了不少工作,但终不愿久留,最后仍然辞去;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制曾有举黄兴为总理的传闻,他叉极力谢绝。这种一“功成不居”、“避政界”,专注于实业、教育的心理,不时地从黄兴的演说与信函中表露出来。1912年10月25日,黄兴刚好三十九岁生日,在起程赴湘舟中,吟成七律一首,充分流露出他“现成身退”、“不问政治”的心理。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宋教仁则不然,他一向比较自信,志向远大,常以治国平天下自勉。秀才时代的宋教仁就显露出他的不同寻常抱负:“中国苦满久矣,有英雄出……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又渗合佛家学说,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形成了“唯我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极为忙碌,曾有建国安邦的意图。当同盟会初步拟定孙为总统,黄为内阁总理,宋为内务总长后;宋教仁曾兴奋地对北一辉说:“孙先生担任大总统成为革命的中心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与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握政治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章太炎赞颂宋有“宰臣之望”,“总理非宋莫属”,这固然给宋招来了物议,但宋教仁并不以为不对。当他主张责任内阁制、组建国民党,开展议会政治时,许多人诬蔑宋是自己有“政治野心”,想当总理,宋教仁很坦然地回答说:以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在以后的竞选活动中,宋教仁也确以未来国民党内阁总理自许。他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中即是以未来内阁总理来发布施政纲领的,“孙黄易与,宋公实其劲敌”。恰恰是宋教仁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使袁世凯感到是对自己推行的独裁政策的严重危胁,因而招致了袁世凯的杀害。

  不论是黄兴的“功成身退”,还是宋教仁的积极进取,也不论是黄兴的“社会革命”,还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都说明黄、宋仍在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们政见有歧,兴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而且,他们的私交仍相当深厚,在各自的活动中,都凝聚着对方的支持和关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任陆军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宋教仁时任法制局局长,负责民主与法制工作,他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等,蔡元培说过:“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黄兴为防范袁世凯专权,与孙中山提出了三项条件:定都南京;到南京就职;遵守《临时约法》。宋教仁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他力主的“责任内阁制”被采纳。黄兴在任南京留守期间,为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的集结作出了努力,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农林总长时,积极行使职权,反对袁世凯的专权。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后,“避政界而趋实业”,但也支持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主张“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黄兴的“社会革命”活动,宋教仁也予以支持。他们共同发起组织拓殖协会,共同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当有人非议孙、黄“实业”活动时,宋教仁为他们辩诬说“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黄兴支持宋教仁组建国民党,并为把国民党建成第一大党立下汗马功劳。宋教仁进行竞选活动时,黄兴也在演说中号召国民党员注重选举。宋教仁为了限制袁世凯,提出了“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口号,黄兴也强调宪法与法律的重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黄兴还竭力在孙中山与宋教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认为政党内阁与民生主义是先后贯通的,政治革命之后,“苟实行民生主义,则溶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矣”。黄兴与宋教仁在民国成立后的关系,虽然政治见解有些不同,工作重心不同,兴趣相异,但均出于共同的目的,即巩固与维护民主共和,建设新中国;黄、宋在估计形势与识别帝国主义及袁世凯真面目方面,均有认识不清的失误,究其思想根源则不一。黄受传统文化影响,力求统一,企图以仁政感化袁世凯,免生涂炭之苦,求国民之幸福;宋则希望用法制治国,幻想通过责任内阁制与议会政治来约束住袁世凯。黄兴失误子对袁世凯的妥协,宋教仁则失误于幻想太多,终致于在追求自己理想中被人暗算。

  余论

  黄兴和宋教仁是一对很值得比较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们身上有爱国者与革命者的共性;也有宣传家、理论家与实干家、军事家的不同个性。他们既有许多相同的品性和经历,又有许多各领千秋的气质、兴趣与思想基础。从相同的方面看:黄兴与宋教仁都生活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都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黄、宋都是湖南人,深受楚湘文化的熏陶与影响;黄、宋都受过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中过秀才,又从新式学堂走上留学之途,都经历了从旧知识分子到新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宋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认识比较深刻;他们都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或身先士卒,血染战袍,或勇往直前,不惜为自己的理想而血洒大地;他们都是代表着中国先进分子的方向,但又都壮志末酬。黄兴盛年早逝,乃民国巨星之殒落;宋教仁壮年殉难,为民主宪政先躯的凋零,都是国家与民族的巨大损失;黄、宋还继承了近代湖南卓厉奋发的文化传统,同为近代湖南人才中的佼佼者。黄兴与宋教仁又有各自的特点,体现了两种典型的人才特征。黄阅历丰富,经过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宋则一开始即被卷入日益高涨的革命潮流;黄是文人底子而擅长武术,文武合一,以秀才为将军,有儒将风度,继承了湖南人“秀才领兵的优良传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与军事家;宋则是走了从文人到政治家的成才之路,为民国少有的政治家,有宰臣之望。黄为湘上书生,性情淳厚,着重实千,为知行合一的典范;宋乃桃源渔父,飘逸超群,锋芒毕露,为名重一时之风云人物。黄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影响较深,故着重于个人品格的修养,士大夫气息犹存;宋则深得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的精神之助,致力于政治理想的追求黄名利淡薄,竭力维护领袖威信,为难得的“双星型”领袖之助手的最佳人选;宋比较自信,勇于进取,适合于独当一面。黄朴实诚恳,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宋为人豪放,才华横溢,性格外向。黄对中国国情认识较深,对西方文化持审慎态度;宋则对西方法制极为推崇,未及把握中国的国情,终致理想与现实脱节。无论他们异同如何,他们都是历史人物,值得子孙永远纪念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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