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不渝的深厚友谊:黄兴与宋教仁关系论略(2)

辛亥革命网 2017-04-07 13:4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袁立春 查看:

黄兴和宋教仁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着名革命家,还都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结构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恰好贯串辛亥革命全过程,他们始终不渝的深厚友谊更是世所罕见。

  ③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黄兴与孙中山亲临阵地,取得辉煌战果。

  ④1908年3月,广西钦州起义,黄兴身先士卒,率二百壮士进攻钦州,威震西南,虽终不免最后失败,却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呴。

  ⑤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黄兴受任云南国民军总司令,亲赴河口前线督师,后因武器难以输入而告失败。

  ⑥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主持起义工作,后虽失败,却揭开了新军起义的帷幕。

  ⑦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黄兴在战前的绝笔书中,表达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心愿:“本日驰赴阵地j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起义虽悲壮地失败了,但有力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瀑发,对此孙中山作了高度的评价。

  ⑧1911年10-11月,汉口汉阳保卫战,黄兴在万民翘首以盼 的时刻来到武汉,领导了为期一个月的艰静卓绝的保卫战,其卓越功勋,自不待言。

  ⑨1913年7月“二次革命”。因宋教仁被刺,黄兴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亲临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督师讨袁。

  ⑩1915-1916年的护国运动。黄兴虽未直接参加,却在思想、宣传,组织、人才、军械等各方面支持护国战争,不屈不挠地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胡汉民曾说过:“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这应该是时人对黄兴功绩之客观评价。

  宋教仁的兴趣有所不同,他的一生,似乎是用脑多于用手。

  在辛亥革命时期,其才能与功绩侧重在宣传与法治方面。1905年他曾打算组织速成陆军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因此而去体育会学习徒手操、兵式操与骑马术,是“有生以来乘马之第一次”。其后好象对军事再没发生大的兴趣了。但宋教仁具有超群的理论思维能力与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使得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对革命宣传与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少年时代,宋教仁就以好学善文而闻名,但他“志业高远,雅不愿以文名世,局限于笔砚间,故潜心政治法律诸学科外,每日尤注意研读王阳明、曾国藩、颜元、李堞诸家之书,盖不仅修身养性而已,实欲身体力行经世之学,以救国建国。宋教仁亡命日本之初,即以创办报刊杂志、唤起民众为职志;旅日六载,涉历广博,更坚定了他通过报纸宣传达到改造世界之目的的信念,也形成了他日后强调法治的观念,宋教仁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十年中,写下了许多诗文,也翻译了不少外文论着,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宋教仁似乎有意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鼓动家与政治家。他在留日期间,特别注意演讲与外文写作的训练。1905年1月1 3日,他参加了秋瑾组织的演说练习会;2月2日,宋入东京顺天中学学习日语与英语;4月24日,他担任演说练习会主办的《白话报》撰述员;6月4日,被指定充当演说练习会书记。同月,宋教仁主持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出版;《民报》创刊后,他又任编辑。1905至1906年间,宋教仁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这使得他对西方的法制与政治制度有较深的了解。1907年8月,宋完成《间岛问题》一书,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与高度的爱国责任感。 1910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任《民立报》的主笔,“其政论家、政治家之伟抱因得正式展布”:其后,《鄂州临时约法》的起草,南京临时政府各项政策、制度的制订,任法制局长时一系列文件的发布,以及改组成国民党后的《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为议会选举而发表的演说,都充分地显示了宋教仁作为资产阶级宣传家、政论家与政治家的特色。宋教仁在《民立报》期间,发表了80余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鼓动民众,与南方的武装革命相呼应。他揭露了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昏聩无能;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殆局势;痛斥了清政府“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无耻澜言;批判了清政府在内政上的倒行逆施,揭穿了清政府名为立宪,实行专制的骗局;介绍与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宋教仁的宣传活动,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为唤起千千万万的民众投身革命洪流,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宋教仁在从事革命宣传的同时,特别注意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他大量涉猎乃至钻研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法律法规,这使得他后来能成为革命党人中的法制专家。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建设,宋教仁用力尤多。辛亥革命后,他便成为民主政治的热情鼓吹者与着力实行者。

  宣传鼓动与武装起义,是促进辛亥革命迅速高涨的两股强大动力。这两股动方互相激荡,终于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正是这股革命洪流,冲垮了清王朝,洗涤了封建污秽。黄兴与宋教仁;不仅分别以自己的特长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而且进行了最佳的协作,使三者以最高度功能显现出来。武昌首义与民国政府的筹建,充分表现出黄、宋二人的特长及配合默契。武昌起义的革命方略是宋教仁提出的;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是在黄、宋等指导下实现的。武昌首义消息传到上海,宋教仁马上电邀黄兴离港赴沪商议。10月24日,黄抵达上海,宋曾主张黄留在江浙,夺取东南地区;但黄却力主赴汉参预军事。10月28日,他们双双抵达武汉,黄一心扑在军事斗争上,苦战一月,出生入死,心力交瘁;宋则在政治上出谋,剐策,力争把政权掌握到革命党人手中,并且主持了《鄂州约法》的制订,显示从一开始就重视新政权的法制建设;不久,当黄兴仍在汉阳坚持苫战时,宋教仁又返回上海,联络军队,谋求光复南京,藉以支持艰苦卓绝的汉阳保卫战。对于黄兴在武汉的战绩,后人评说:“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对宋教仁:在江浙一带的策应活动,最好的说明是江浙联军攻下了南京,为民国成立铺平了道路,且抵补了汉阳之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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