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4)

　　复次，对于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郭真《辛亥革命史》总结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为七个方面[ 郭真的《辛亥革命史》系统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在七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中华民国的建立；第二、中华民族独立的开始；第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动摇；第四、革命手段成功的表现；第五、辛亥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六、思想的解放；第七、民族革命上的口号得到普遍的认识。]，实际上，有三个方面都是属于思想领域的影响：如认为辛亥革命证明，用革命手段是可以成功的，使大家敢于谈革命，敢从事革命，认革命为可实现的事。由此，中国的政治便不会没有人去改革，而仍处于列强与军阀联合的压迫之下。又认为从前人民在专制君主压迫束缚下，接受的是“尊君”与“礼教”的教育，没有思想自由。辛亥革命以后，人民知道民权的价值和自由的宝贵了，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争取自由的运动相继发生，所以辛亥革命为开发自由思想，触动各盛大民族独立运动的关键。还认为中国人对民族革命上“自由”“平等”的口号得到普遍的认识，而且知道这些口号的实际应用。“辛亥革命中勇士的鲜血，指示了人民‘自由’‘平等’的意义及其应用”。[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69、70—71页。]

　　那时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反帝、反清的辛亥革命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但对于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举措缺乏论述，说明在革命战争环境里，他们对经济问题关注不够。只是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对于发展实业的意义：包含发展实业在内的自强运动，使单纯商品生产制度转变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进化上有着重要意义。这即是肯定辛亥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可惜的是，这种看法在早期共产党人那里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

　　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早期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当一致。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1924年10月8日。]瞿秋白更明白地说：“中国的辛亥革命死了！在满中国都是反动的潮流，他一天一天的紧迫要想返中国于封建制度。”[ 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向导周报》第18期，1923年1月31日。]至于失败的表现，各人从不同角度作了描述。彭述之认为，除了大家都看得见的“满清政府是推倒了，可是代替满清政府的依旧是最反动的袁世凯——满政府的臣仆封建阶级”外，我们还看见在南京草了一纸临时约法的空文，南方几个省份，还有几个革命党员作都督”。[ 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周报》第86期。郭真《辛亥革命史》第72页抄录了这几句文字。]

　　为什么说民国是一块空招牌？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家的性质没有变，名为共和，实是仍旧由军阀掌权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页。]陈独秀则认为中国共和政治是流产的，尊祀孔子和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明证，连次少数人也没有得到欧美中产阶级那样的共和的幸福。[ 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1920年10月1日），《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60页。]郭真引用孙中山1924年1月23日在《广东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说明共和制度的民国并未真正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仍然存在：“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翻了满清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翻之后，便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满清虽然推翻，到了十三年以来还没有结果，就是我们的革命，仍然算是失败。”[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72页。孙中山演说原文是：“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像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那些恢复旧制度的行为，就是实行专制，就是专制时代小皇帝的行为。所以说到民国以来，我们革命党之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9—60页。]瞿秋白亦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反动政局，直到现在，根本上并没有变更：满清贵族已推翻了，然而代替他而统治中国的仍旧是反动的军阀阶级和士绅阶级。”[ 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新青年》月刊第二号，1925年3月。]

　　为什么说《临时约法》是一纸空文？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认为《临时约法》除了把万世一系的天皇换了由国会选举的总统以外，都是抄袭日本宪法，约法里虽然也载了几条人民之权利，同时又轻轻用“得依法律限制之”七个字打消了。[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8页。]依法律限制表现在《临时约法》虽然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在《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上却限制有选举权的国民，规定：“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住居三年以上，具左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院议员之权。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者；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四、有与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这些规定把所谓“国民全体”四个字，已经挖到七空八落了。投票的人必然是全体国民中很少一部分了，因为“第一，劳苦民众因为生活的关系，往往迁移不定，何能于二年之内，住居于同一的地域？第二，二元以上的直接税，或五百元以上的财产，劳苦民众是绝对没有的。第三，满清政府并为施行义务教育，则在民国初年，不授教的人们，当然是很多的。……这样，临时约法上所说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等于空文。”[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79—80页。郭真在此处这段文字上加了引号，出处待查。]

　　彭述之从更深层次来说明，革命是一个由新生产力所产生的新阶级的必然要求。新阶级的要求就是，在经济上是消灭阻碍新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以建设适合于它的新经济；在政治上是消灭拥护旧生产关系的旧统治阶级，破坏旧政治，取得政权，以建设适合于它的新政治；在思想上是消除封建思想的影响，提高阶级觉悟，宣传阶级的新理想。联系到作为资产阶级意志的代表的辛亥革命，它也有资产阶级的三个要求：“（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一切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设较开明的资本主义之新经济；（二）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建设较开明的民主政治；（三）推翻一切旧封建社会的思想，与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欺骗观念，建设合乎群众要求的理想。”然而，辛亥革命对于这三个要求，一个也没有达到，第一条的经济要求，没有达到。第二条的政治要求，仅是打倒一个封建政府换一个封建政府，所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第三条，更是莫名其妙。[ 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周报》第86期。郭真《辛亥革命史》第73页抄录了这段文字。]辛亥革命没有能够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要求；没有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后建立了军阀统治，军阀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造成了辛亥革命后连年战乱的局面；辛亥革命没有使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的。

　　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早期共产党人很重视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因为这涉及到当前革命如何吸取辛亥革命的前车之鉴的问题，即是陈独秀所言：“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

　　彭述之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从纯粹的客观的角度作抽象的说明，“自然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遂成了流产”。具体说来却不这样简单，代表辛亥革命的主人翁国民党应负相当责任，主要是：“（一）国民党没有认清真正的群众在哪里，（二）没认识牠真正的敌人，（三）没了解革命的步骤，——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 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周报》第86期。]陈独秀则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有三个重大错误：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第三，说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他们都将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革命党人（或国民党人），乃是因为此时共产党正在与国民党合作闹革命，共产党的领袖们要以自己的认识引导国民党吸取教训，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