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

——以郭真《辛亥革命史》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骨干，已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初步的学术研究。以往党史学界对陈独秀、李大钊个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有所论述和评介，如黄真《“月异岁新 与时俱进”——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 黄真：《“月异岁新 与时俱进”——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前线》1981年第5期。 ]、储天虎《陈独秀论辛亥革命》[ 储天虎：《陈独秀论辛亥革命》，2011年2月28日《北京日报》。]等，但对早期共产党人群体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缺乏系统的总结，而且很少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去看待、分析这些论述。本文认为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中重要的一环，弄清了这一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来的辛亥革命研究若干方法和结论的根源。因此拟以最近读到的郭真著《辛亥革命史》为中心，尝试对早期共产党人群体的辛亥革命研究做一系统梳理。

　　一、研究概况

　　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可以《向导周报》第86期、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郭真的《辛亥革命史》为代表，其他还有李大钊、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一些文章，比较零星。

　　《向导周报》第86期（1924年10月8日出版）是比较集中论述辛亥革命的双十特刊，由彭述之（署名述之）的《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陈独秀（署名独秀）的《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张太雷（署名大雷）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的意义》三篇文章所组成。彭述之的文章系统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深远原因和近因以及辛亥革命失败的表现及其原因。陈独秀的文章主要是联系国民党的情况论述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革命党人的三个重大错误。张太雷的文章比较简短，根据辛亥革命不反帝的局限性，认为它在国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意义和价值。

　　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是1926年在广州所作的系列演讲，其中第五讲专谈辛亥革命运动。他在演讲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并总结了三条教训。该演讲当年曾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印行，有广州国光书店1927年3月版，笔者所见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6月版。

　　至于笔者最近见到的郭真著《辛亥革命史》（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版），以往由于作者真实身份不明，著作流传未广，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蒙垢多年。笔者在《２０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一文中误认为该书是国民党党史著作[ 参见严昌洪《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误称：“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说“国民党方面，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纳入党史的编纂和研究，颇多删改史实之处”。[ 参见杨天树《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学说连线网》 （http://www.xslx.com/Html/xssy/200805/11597.html）2008年5月22日。]虽然有的学者已注意到这类著作的学术性，称：“贝华、高劳、郭真、左舜生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大多出版于二三十年代，共约10种，左氏等著作已渐有学术性。”[ 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但这些著作有怎样的学术性，作者并未展开。

　　其实，郭真《辛亥革命史》不仅不属于国民党党史编纂和研究的成果，而且是一部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辛亥革命历史的专著。郭真何许人？据《青浦县志·人物传记》介绍：郭真本名高尔柏，字咏薇，郭真系笔名，青浦县练塘镇人。与其兄高尔松齐名。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夫人唐纯茵一起参加新南社。次年在上海大学学习，同时在该校附中任教兼训育主任，还任上海学联主要负责人，并担任党小组长、支部书记、独立支部书记。其时国共合作，为便于工作，加入国民党。1925年11月，在“中山主义研究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和《中山主义》周刊主编。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秘书。1927年3月底赴南京参与主持江苏省党政工作，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宣传部代部长，后又兼任秘书长。“四·一二”政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被捣毁，他因出席“南京市肃清反革命大会”而幸免。不久因受通缉而从上海流亡日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秘密回国，兄弟俩在上海开设平凡、开华、中学生等书局，分别以高希圣、郭真笔名从事译著和出版事业，努力介绍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抗战期间曾在松江创办茸光中学，抵制敌伪奴化教育，掩护地下党革命活动。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办学与经营书店业务，担任上海市教育会常务理事和私立中小学联合会监事长，同时担任青浦县参议员。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在上海会见他，勉励他要养好身体，将来为党为国出力。1949年后，出任高等教育部第二处副处长。翌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中央宣传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改正。1986年10月27日病逝于桂林。

　　该书末页署“一九二九，五，一六日完稿”，但从内容上看，开始写作应该在1925—1926年期间。该书第21页在论述到革命党人的鼓吹机关时，称“当时尚有所谓三大革命著作：第一篇是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第二篇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三篇是章炳麒【麟】的《信【訄】书》”，赞誉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发表后，“把共和民国的理论基础确定了”。这显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对汪精卫的看法，那时汪精卫尚未背叛革命，共产党人对他是有好感的，对其追随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谋刺摄政王等功绩和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予以肯定。而1927年宁汉合流后，共产党人对汪精卫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称“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成为“革命叛徒”，在两湖完成了屠杀。[ 《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1927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1927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378页。]郭真在1929年不可能如此称赞他。可能的情况是，四一二事变前他已开始写作，后遭通缉流亡在外，写作中辍，1929年回国后继续写作未完成之书稿，而对以前所撰写部分没有经过审读修改而付排了；或者因流亡在外，脱离党组织，对汪精卫背叛革命的情况不甚了解，续写时未改变对汪精卫的看法。另外，该书中除了引用史料外，还大量抄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论述，有的打引号，有的不打引号，只有少数注明了出处，绝大多数没有注释，是属于抄袭还是属于奉党的命令作为集体成果而作，不得而知。

　　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和骨干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论述除了彭、陈、张、恽还有另一些文章外，李大钊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瞿秋白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都是比较重要的文章。

　　本文之所以以郭真的《辛亥革命史》为中心对早期共产党人群体的辛亥革命研究做系统述评，乃是因为，一、此书虽然篇幅不大，共90页，结构也很简单，但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原因和简略经过、辛亥革命的结果及失败原因等。二、此书比较多地参考、抄录当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堪称早期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汇集之作。三、此书在论述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试图用唯物史观阐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四、此书虽署1929年5月完稿，如前所述，应该是四·一二事变以前开始写作的，当时作者系上海地区共产党骨干，完全可视为共产党人的著作。所以此书在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