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临时参议员的产生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国临时参议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仿效西方的共和代议制立法机关。它成立于1912年1月28日，结束于1913年4月8日，历经南京与北京两个时期，前后存在近一年零三个月。 　　

　　有关民国临时参议院的立法运作与法制建设，近年来已有一些论著成果，其中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1912-191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以国会立法活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但是关于临时参议员的产生分析，目前尚未有专文详细研究。

　　一、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产生

　　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关于立法机构的组成，组织大纲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参议员的人数与产生方式，组织大纲要求“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①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对选举参议员，组织参议院一事极为关注。该会在12月29日致电各省都督府，请尽快推派参议员，其标准是“参议员须精通政法及富经验者。”②孙中山在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也于1912年1月3日、18日两次通电各省，限各省所派参议员于1月28日以前到南京，组织参议院。

　　安徽是第一个作出响应的省份。1912年1月4日，都督孙毓筠致电南京，称“皖省派定参议员赵丹。”③紧接着，福建、广东又分别选定三名参议员。④不过，广东随后认识到按照法国责任内阁制不相容惯例，行政官员不便兼任立法议员，于是又改派钱树芬、邱沧海（因病未到任），代替原先的王宠惠（时任外交总长）、薛仙舟（任职中央银行）。⑤其他各省派遣参议员的工作进展也非常迅速。至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开幕时，共有14省39人到院，实到议员约占应到议员总数的九成。⑥

　　从表面上看，临时参议员产生的方式和清末资政院民选议员的选举颇为相似，即议员人选是由行政部门指定。但是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资政院民选议员选举由两个程序组成，第一步是“由谘议局议员互选若干人，”然后才是“呈请地方督抚，再由督抚遴选若干人送资政院。”⑦南京临时参议员的产生则是一步到位，直接由各省都督府派遣。

　　在地方派遣参议员过程中，“江北争派参议员”风波喧嚣一时。江北都督府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成立的，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地区。它和当时许多新独立省份的地方都督府一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已获南京临时政府承认的独立的新省份，自然有权选派三名代表江北的参议员。依据这一认识，都督蒋雁行（百里）即委派陈官宦等三人为参议员赴京。但是临时参议院仍以前清设置的省区为行政单位，并援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八条“每省以三人为限”，以“现江苏已由庄代都督委任三人”为由，断然否认江北参议员的代表资格。⑧显然临时参议院并不认为江北已经是一个脱离江苏的独立省份。尽管后来江北都督府、江北参事会一再向临时参议院表示抗议，但是临时参议院依然坚持原则不变，代表江苏的参议员是代理都督庄蕴宽指派的杨廷栋等3人。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遴选工作，虽然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一切从简。但是这种形式与内容都不具有选举性质的“选举”，无疑便得作为立法机构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意基础和合法性，而这一点正是它在成为后不久遭受攻击的症结所在，从而引发临时参议院的改组。

　　二、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选举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选举缘起于1912年3月12日湖北省议会的通电。该电声称南京临时参议院是由各省军政府委员组成，不能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因此主张各省议会于3月底以前另行选举参议员，组织临时中央议会。⑨

　　湖北省议会另立临时国会的主张，得到苏、皖、粤、浙、闽、吉、奉、直、豫、晋等省的支持。⑩临时参议院迅即作出反应。它一方面驳斥了湖北省议会的提议，反对另立国会。另一方面在参议员产生方式上作出妥协，表示“至于参议员，本应依约法选派。规定选派方法，权在各省，或民选，或公选，一惟各省自定。” 3月20日，临时参议院又通电各省，声明愿意通过“民选方式”，重新改选议员，“仅可按照临时约法第十八条规定，选派五人之数，尽由民选，选定后即可陆续来院，与各该省前派之参议员实行交替。” ⑾

　　如以上电文所述，第二次选举的法律依据是临时约法第十八条，“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议员人数定额为126名，代表全国22个行省，以及内、外蒙、西藏、青海等地方。本次选举时间颇长，从3月22日袁世凯通电各省区要求进行选举开始，实际历时三个多月。

　　各省区选举参议员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地方议会互选参议员。采取这种方法的有安徽、湖北、江苏、河南等省。⑿“互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整个选举过程不向外界公开。二是“公举”，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公开选举。这是一种由选民间接选举议员的做法。当时直隶省的参议员原本打算从前清谘议局议员中产生，后来为了遵照袁世凯要求各省先组织临时省议会，再选举参议员的电令，于是决定先由各州县公选议员组织临时省议会，再选举参议员。4月22日，临时省议会召开选举会，“当场举定员5人，计会外3员，本会2员。”⒀吉林也采用“公举”方式，从12团体中选出了5名参议员。⒁“公举”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候选人更具有代表性，这种选举方式受到了舆论的好评。是年4月23日的《大公报》社评就指出：“参议员公举，此共和国之通例也。”即使一时难以实现直接选举，也应当由国民选出的代表间接公举。⒂三是两地选举。内外蒙古、青海议员11人，3人选自本土，其余8人从北京蒙古联合会选出。⒃

　　与第一次选举相比，此次地方选举参议员斗争异常激烈。在安徽，各政党通电反对临时省议会秘密选举参议员的做法，认为“该议会以少数意见，闭门私选即朦称国民选举。”他们讥讽此次当选的参议员是“临时议会的代表。”⒄江西的选举风潮也非常引人瞩目。该省临时议会，“本是揉合新旧势力的过渡性事件，未经普选的合法程序，”⒅所以临时省议会从成立之初，地位就受到各种政治社会政治势力的挑战。在选举参议员时，恰好又发生了舞弊事件，于是激起公愤。江西各界，包括社会党、共进会、法学总会、自由党、南北洋校友会、法政学校、南昌府议会、商务总会等，一致反对临时议会的选举。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