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熊希龄的乡谊及其党见

　　黄兴与熊希龄是湖南同乡，且同属清末民初在全国有声望和影响的时代精英，又同为囯家民族的存亡安危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毕生奋斗。然而，在清末民初政潮起伏，党派彼此消长、相互倾扎的大环境下，黄、熊二人的同乡之谊难免受到制约，从而呈现出离合的特点。

　　一

　　熊希龄是清末官场上名重一时的理财能手，有“并时无两”[1]的称誉，也是“立宪中坚之士”，其曾于1905年被端方力保奏充当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其间还在梁启超开展的立宪活动中，从制订计划、筹措经费到设立宪政会（后改名政闻社），均扮演了核心人物与决策者角色。而当辛亥革命的新形势席卷全国之际，怀揣着才气与抱负的熊希龄也顺应时势，放弃了过去所坚持的立宪立场，从而转向翊赞共和。1911 年12 月1 日，熊希龄自东北来到上海，会见了故人黄兴、宋教仁等，表示当极力维护共和大局。熊希龄还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名义，率同副会长张学济以次150 余人致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声称“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2]，敦促袁世凯速促清帝下诏退位。熊希龄的到来，使南方革命军也为之振奋，因为熊是大名鼎鼎的理财能手，像这样富有财政经验的人，如果不发挥他在财政方面的作用，那的确是件憾事。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与革命党人“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所谓“网罗英贤”，自然包括“网罗”熊希龄在内。对于熊希龄这样的理财大家，黄兴十分赏识。在黄看来，革命党人仅欲以区区江苏一隅的财政司长之职委之于熊，未免太委屈他了。他认为熊有统辖全国财政的才识，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去发挥他的作用。当时孙中山与黄兴都充分认识到财政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万分紧要，都急于制订出一个统一全国的财政计划与实施纲要。在黄兴眼里，能够担此重任的，舍熊希龄更无他人。但熊希龄能否答应呢？为此黄兴特意去找住在熊希龄家隔壁熊的好友赵凤昌想办法。赵凤昌答应帮忙。但赵谓熊“秉性岸介，不屑求炫于当世，未易强致”，只有说服感化。据赵尊岳记述，赵凤昌先去隔壁熊家与熊晤谈，“移晷，似犹未毕其辞，复挽来寒家续话，及入座未几，孙、黄续至，盖夙先约至矣”。原来孙、黄的接踵而至，都是事先与赵凤昌约好的，为了说服感化熊希龄，竟做如此安排，真可谓用心良苦！“既相晤，畅论革命事，特重财政。孙、黄并重之”。于是孙、黄乃请熊“草订设施纲要。熊窥其意诚，遂尽旬日之力，属稿携至。见者咸以为精析可用。此后遂即资之为探讨之本，卒定财政计划” 。[3]孙、黄的诚意打动了熊希龄，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治理全国财政的蓝本也就在熊的手里诞生了。

　　由于熊希龄在财政方面众望所归，又为革命党人制订了统一全国的财政计划和实施纲要，孙、黄等人皆“群相折服”[4]，熊这位乡党在黄兴心目中的位置也愈加牢固，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黄兴遂提议由熊希龄（或张謇）担任理财总长。本来，熊希龄是不愿担任的，当黄兴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还“再三力辞”[5]。可是没想到当黄兴向孙中山提出时，竟然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孙认为熊希龄属立宪派人士，他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词，反对熊希龄出长财政，而提名由广东人陈锦涛担任。并说“我知澜生（按系陈锦涛字）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6]应当说，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并不十分可取。因为要说财政不能授于他派中人，陈锦涛并非同盟会人士；要说在币制、借款方面有经验，有学识，陈锦涛无论如何不会比熊希龄更为突出。孙中山之所以用陈而不用熊，也许因为陈是广东同乡，自认为他“不敢有异同”，可以控制住。而对于熊希龄这样一个前清官吏、曾经的立宪派中坚人士，害怕驾驭不了，因而排斥。其实这也大可不必。倘若孙中山能够以诚相待，熊希龄完全可以像前此草订财政计划那样为南京临时政府所用，又何以会有难以驾驭之虞呢？无奈孙中山考虑不能及此，对立宪派人士处处存有戒心，其结果只能在两党间增添一些不利因素，殊不合团结他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之道。黄兴见推荐熊希龄担任理财总长不成，复又改推熊担任理财次长。殊不料又“以各省代°

　　表反对而止”[7]。如此一来，熊希龄这个“他派中人”便被排斥出了南京临时政府。这对于熊希龄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伤害。后来黄兴过意不去，说服孙中山，给熊希龄挂了一个“南京临时政府顾问”的衔头[8]，算是照顾了一下面子。

　　可以说，作为开国元勋的黄兴极力举荐熊希龄，除了看重熊本身具有的一流的理财能力之外，似应包括二人同为湖南乡党（孙中山之于陈锦涛亦如此）。此外不能排除的是，以黄兴豁达宽厚之胸怀，他的推荐重用熊希龄，似应包含有弥合与消除自清末以来革命、立宪两党之间嫌隙和党见的用意。只可惜当时能有黄兴这种心胸和识见的人毕竟太少，熊希龄最终还是因“他派之人”而未能受到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待见。可见党见高于乡谊。在当时政党政治背景下的党见，无疑成为黄、熊乡谊之间难以逾越的屏障。

　　二

　　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使革命政权瞬间移位于袁世凯。黄兴受命留守南京以整治南方军队。熊希龄虽然遭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排斥，但却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一眼相中，任凭熊五次力辞，袁世凯都不答应，非得由他出长财政。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一是倚借熊希龄善于理财之长，让“熊凤凰”给早已库空如洗、濒临破产的北洋财政下金蛋；二是可以坐收党派纷争之利，即将刚从革命派那里受到伤害的熊希龄拉拢过来为己所用；三是通过对重要部门的控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压抑革命党人的作用。1912年3月3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商组新政府的阁员名单中，出现了对熊希龄的提名；16日，孙中山将袁世凯拟定的阁员名单转参议院讨论；2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投票表决。据说表决熊希龄时，参议院激进党人多谓熊“为前清猾吏”，拟反对他担任财政总长，幸黄兴“多方劝慰，始得通过”。[9]30日，袁世凯正式下达了任命熊希龄为财政总长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