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熊希龄的乡谊及其党见(3)

　　对于黄兴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抱憾离宁，逃亡日本，远走美国，仍然在海外为护国讨袁上下求索。幸得袁氏败亡，共和再造。暌别三年重返祖国的黄兴早已愤于官场恶习，已无意仕进，决心要以退却为他人做出表率。是故黄坚辞了多方推举，包括由湖南省议会及军、政、绅、商、学各界会议一致公举担任的湖南省督军一职。对于督湘这一问题，黄在归国途中就已耳闻，及至回到国内，虽然自己不愿就任此职，但以此职关系到全湘人民的福祉，因此他对于此职的人选，还是要关心和过问的。

　　其实熊希龄也一样。1916年7月6日，当他得知北京政府任命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省长的消息时，便立即表示反对。他觉得湖南刚赶走一个北洋军阀汤芗铭，接着又来一个北洋军阀陈宦，这对于湖南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同时，北洋政府要陈宦带兵入湘，熊希龄窥破其用心显然是想利用武力控制湖南，把湖南重新变为北洋势力的地盘。他预感来者不善，于是在7月9日，即命令发来的第三天，便与范源濂、周大烈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指出倘若任命陈宦督湘的命令不能更改，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陈宦带兵入湘。电云：“陈督军带兵入湘，则于湘省秩序甚为危险”，“湘省自第二次革命后，汤督遣撤湘军，另募山东、河南、直隶、湖北四省人为混成旅，已生南北界域之见。滇、黔事起，中央军队派赴西南各路，军纪不严，民恨刺骨，意见日深。汤督宣告独立，复多方招募湘军以平人心。现计全省湘军约有五六万人，南北双方日起冲突，未始不由于此”，“今汤督失败，前车可鉴。陈督军若单骑入湘，或者不致冲突，倘仍以冯玉祥之北兵万人前往长沙，是水益深而火益热，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应恳俯念湘民困苦，电饬陈督军如赴湘任，只可自带卫队数百名，万不可再率全军前往，致遭激抗，而使三湘沦于纷裂”。[27]

　　熊希龄此电发出，湘省各界群起附和。以不许陈宦带兵入湘为口实，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对于北洋政府来说，既不许陈宦带兵入湘，那陈宦到湘又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慑于湖南各界绅民的一致反对，加之前此汤芗铭被湖南人民赶出，前车可鉴，北洋政府还不敢一意孤行，只好收回成命，允由湖南临时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代理督军省长。这是湖南人在驱汤之后又一次抵制北京政府命令获得的成功，它助长了湖南地方自治思想的萌发，也为后来的“湘人治湘”、湖南自治运动铺垫了基础。

　　刘人熙以七十老翁，做了一个多月的过渡代理督军兼省长，到了8月4日，北京政府乃改命有湘军赵恒惕、陈复初实力支持的谭延闿担任。谭延闿这是第二次督湘了。他的第一次督湘因为“二次革命”发生，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宣布独立，被袁世凯免了职。那时还多亏熊希龄与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极力为之开脱，方使他免于追究。本来熊希龄是想推举蔡锷担任湘督的，但蔡锷要到日本医治疾病，不肯回湖南。黄兴也是湖南人们众望所归的人选，但黄兴亦不肯接受，改推谭延闿以自代。对黄兴推举谭延闿，熊希龄极力支持，认为谭延闿是很适合的人选。于是黄兴、熊希龄就联合范源濂、章士钊等人极力扶谭。

　　1916年8月19日，谭延闿尚在从上海经武汉至长沙的归途中，熊希龄就给他发出一电，谓：“公此次重来，地方情形自较辛、壬稍易。弟现商行严嘱与克强、静生及各议员决定治湘宗旨，公同一致，通电吾湘军、政各界，此后吾湘如有挟持异见、淆乱是非者，吾等旅外之人，决不为动，庶几我公政治进行，减免无谓之顾虑。”[28]

　　果然，在8月31日，一篇由黄兴领衔，熊希龄与范源濂、章士钊、徐佛苏、李执中、彭允彝、欧阳振声、钟才宏、周大烈联名的通电（系由章士钊起草），于9月2日在《长沙日报》刊出。该电是发给湖南省政、军、商、学各界以及各报馆的。通电指出：“谭君处事公明，久为兴等所深信。而全湘秩序未复，行政步伐，尤赖整齐，故谭君责任既专，事权宜一。诸君爱国爱乡有如不及，其能推诚克己，化除畛域，捐去意见，全体协助谭君精诚其治，实不待言。其犹以为言者，则兴等在外，不能常时与父老兄弟互证情怀，而在籍知交服役于军事、政事者，弥复不鲜，倘或行政论事微有龃龉，因互疑其各有攀联，以相钩引，则以误解而生隐患，似未可知。故京、津、沪往返谋商，公同一致，因特剀切声明，以见兴等笃信谭君，一如公等。所有请托关说，纵横捭阖诸陋习，一切屏除，务期内外一心，早定湘局，区区之心，谅为诸君所许。不思冒渎，用特陈明，南望乡云，不尽欲白。”[29]这纯系一篇为谭延闿“保驾护航”的通电，它不止反映黄兴与熊希龄等人对谭延闿的信任，更表现出这些游子希望家乡绅民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将家乡治理和建设好的迫切心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熊希龄亦做了其他许多必要的工作，给刚刚上任的谭延闿以极大的帮助，使谭在艰难竭蹶之中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入门之径，从而也就为湘省多增添了一些福祉。

　　黄兴和熊希龄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在全国有巨大影响力的湖湘精英，虽然各自成长的路径不同、政治信仰各异。熊是通过传统的科举入仕，发挥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进而登上国务总理的政治巅峰；黄则是留学日本后回国运动反清革命，成为“手造民国”的领袖巨子。然而追根溯源，黄兴与熊希龄二人均深受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的濡染熏陶，那种“心忧天下”的责任使命感，“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趋新”“善变”的创新意识，无不在二人身上有着充分而完美的体现。黄、熊二人年龄相仿，均干出了各自的一番成就，在全国均为有影响之人，再加上同乡这层关系，二人可谓惺惺相惜，互相敬重。当黄兴与孙中山商组南京临时政府时，便极力推荐熊希龄。黄兴之对待熊希龄，既有成人之美意，但同时又因为党见难免产生冲突与不快。闹得最大的当属熊长财政借款一案，当黄兴认为熊希龄所办的借款有损国权，他便毫不顾情面地通电全国，进行严厉谴责，党见之盛完全淹没了乡谊。虽然此事大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但黄兴那种赤诚爱国的真性情是令人敬佩的。诚如黄兴自己所言：“吾辈九死一生，只知爱国保种为前提，有破坏我民国、断送我民国者，即视为民国之公敌，绝不稍存党见，顾惜私交。区区此心，可誓天日。”[30]所谓赤子之心，跃然纸上。而对于熊希龄来说，他完全能够体谅黄兴的一番赤诚之心，尽管彼此之间有过冲突，但事过之后仍能和好如初，不存芥蒂，并且同心戮力地共同眷顾桑梓。这恰恰正是二人同为湖湘之子的最为可贵之处。当惊闻黄兴英年早逝的讣音，熊希龄提笔写下“四方多难，忽失长城，为国为乡，均深悲悼”的唁语[31]，表达对这位同乡挚友、国之巨擘的深切怀念。

　　纵观黄兴与熊希龄的乡谊及其党见，其种种表现，都是当时的政局与时势的产物。人不可无乡谊，但在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党见势必重于乡谊，这是民国以来的实态。与党见相较，乡谊只能退居其次或被排除。黄、熊之间的乡谊，在党见丛生的政治风云中实难同时一力兼顾。因此，党见影响着黄、熊之间的乡谊，离合成了其乡谊存在的必然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