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2)

　　三、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孙中山译著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时，书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1906年冬，孙中山在日本对该书作了文字上的修饰，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如把初版的“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1907年2月由《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之所以把“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显然受到日本语言习惯的影响。对名称变更的过程，时人有这样的追述：“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立，是在民国前八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日俄战役)，距今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了。但是，红十字会和我们国人相接触而有关系的，却有五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时，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其后国父漫游伦敦，认识了柯士宾医生。柯医生是伦敦赤十字会的总医员，著作了《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国父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即民国前十五年(光绪廿二年丁酉)，翻译了柯士宾的《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这是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因为这个名称是由日本转来，日本称‘红’都用‘赤’字的原故。后来我们觉得不应该抄袭别人的称谓，而‘赤’字在中国并不怎样地通行，意义也欠清晰，才把他正名为红十字会的。”(14)虽然“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的表述不确切，但也反证孙译文字上的用法的确受到日本赤十字社的影响。

　　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是它的启蒙意义。众所周知，红十字运动导源于西方。1863年2月9日，“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促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红十字才走近中国(16)，1898年5月9日，《申报》刊登鲰生《创兴红十字会说》，文章追忆说：“十余年前，英医梅威令君设伤科医院于台湾，广收台闽聪慧子弟数十人，教以临阵医伤之术，学成试可，挈之至申江演习于租界工部局广场，招余及西友往观。其人腰佩利刃，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红十字为证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间，施其妙技，井井有条。后航海至天津谒当道之贵人，愿赴军营效力，当道者不用之，乃仍返台湾。”“十余年前”，也就是1888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医疗队，要求赴军营服务，被天津地方官拒绝。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红十字活动情况的最早记载。至于“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详情，尚未发现翔实资料加以证明，孙中山有没有加入康德黎组织的红十字救伤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昙花一现，自在情理之中。看来，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没有国人对杜南精神的一定了解，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在以后的16年中，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孙中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就是《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出版，第一次将伤兵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

　　如上所述，孙中山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宣传、推广红十字的“济人之术”。这本译著虽在海外发行，但也传入国内，并产生一定反响，1904年3月5日《申报》就发表评论指出，“孙文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虽然孙中山是清政府通缉的“罪犯”，但这本书应用价值高，“正不必以人废言也”（17）。这说明这部译著在1904年3月以前就已传入国内，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运动中发生作用，毕竟了解红十字会的人不多，这本书的流传以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推介，无疑提高了国人对“红十字”的知晓率。通过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启蒙宣传，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可谓水到渠成。孙中山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二是它的实用价值。《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本教材，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救伤的基本要领，才能更好的体现其应用价值。1906年孙中山对译著加以整理，1907年2月即由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为什么再版？显然与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分不开的。

　　原来，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8月成立后，积极策动反清起义。1906年12月，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和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因1906年是农历丙午年，又称“丙午萍浏之役”。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考虑到今后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的需要，拟将他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再版发行，为此面晤《民报》主笔章太炎，提出这一建议。他说：“兵者所以威不若，固非得已。攘胡之师，为民请命，庶几前歌后舞，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伤痍者犹不得免。义师之中，庶事草创，固不暇编卫生队，良医又不可得，一受创伤，则能全活者寡矣。其以简易之术，日训将士，使人人知疗治，庶几有济。是书(即《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文略易明，以之讲解，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其为我宜行之。”(18)显而易见，孙中山再版译著的目的，就是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使将士人人都能掌握这种“济人之术”的要领。虽然我们没有找见同盟会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的详细记载，但从北伐战争中，此书一度作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加以推广的事实(19)，可以推定，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其实用价值得到了体现。

　　四、译著与孙中山的“博爱"追求

　　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使原本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所倡导的博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可以说，红十字精神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往的研究，强调孙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并没有错，但忽视了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博爱理念的“源头活水”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学业的成就、第二次生命的赋予直接间接得助于红十字会，也即香港、伦敦红十字会创始人康德黎之赐，使他与红十字会血脉相连，对红十字“博爱”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话，那么翻译出版红十字会中人所著的承载博爱精神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红十字会“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更在孙中山心灵深处，激起共振，引起共鸣，这对他的思想与行为都产生影响。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孙中山把“博爱”理念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鼎力支持，再者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国际交流。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

　　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20)。在这里，孙中山首次提出“博爱”口号，并视之为国民革命“一贯之精神”。1912年10月孙中山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21)赋予了“博爱”新的思想内涵。由最初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博爱、平等、自由”，这种“位序”的变化，表明“博爱”在孙中山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地尽五洲”的表达，说明孙中山的“博爱”思想超越了国界，这与红十字运动的世界性(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普遍”性原则)是相通的。

　　事实上，孙中山把“博爱”视为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以外，他还通过题词作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博爱思想得以广泛传扬(22)。据《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一书的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多达64件(23)，在孙中山所有题词中数量最多，足见博爱思想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分量。

　　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同样得到孙中山的呵护，特别在中华民国诞生后，红十字会能否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孙中山功不可没。而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令举世瞩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当局“立案”，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提出“立案”请求，并于2月17日致电袁世凯，吁请“维持保护”：“本会军兴以来，联合教会中西医士，设立分会医院六十五处，治愈伤兵万余，收葬鄂、宁遗骸各数千。中外会员三千余人，战地奔驰，业逾百日，险阻备尝，事迹已蒙万国红十字联合会采取宣布，公允联盟。先是甲辰冬业与瑞士日来弗缔约，基础已定。民国成立伊始，红会进行未敢稍懈，自应力任其艰，以期永久，庶侪于万国红会之林。敬乞垂念缔造艰难，加以维持保护，无任叩祷。”(24)沈敦和“立案”之请，得到重视。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立案”请求(25)。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23日，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高度赞扬，电文说：“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26)这里特别注意的是“文实德之”的表示，文，是孙文的自称，“德”是动词，有感恩戴德之意。红十字会的恩德，孙中山念念不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战时救护“厥功尤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如在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红十字会派出多支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持续月余，综计汉口医愈病兵576名，伤兵415名，病民31名，伤民106名；武昌治愈病兵860名，伤兵562名，病民18名，伤民116名；汉阳治愈病兵571名，伤兵120名；掩埋之尸，共计2200余具(27)。南京开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江安分会、旱西门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手，救治伤兵病民；商请沪宁铁路医长齐福果医士、总办朴爱德，“特备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随到随医”(28)；以南京尧化门车站为战地医院，该战地医院可容纳伤兵50人；请齐福果医士会商白廉医生，“借镇江金鸡岭医院为本会临时机关，以便救护医车运送伤兵留养”(29)；雇工百人编为担架队，“倩西友十余人督队，专供抬送伤兵之用”(30)。南京大搏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使用的救护医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据《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的记载：“大战之时，每日医车约收容伤兵百余，镇江医院尚不敷住，则运至上海，分送沪宁铁路医院及本会总、分医院。由医车救治之伤兵共约五百余人。”(31)掩埋尸体约700具，“均立本会石碑，永留纪念”(32)。在其他战场，红十字人同样是出生入死，不遗余力救死扶伤(33)。中国红十字会有如此“善功”，自然得到孙中山赞赏，“立案”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