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三种辛亥山西新军起义文献真伪考(4)

　　不久大战结束，蒋阎关系开始修复。尽管姚以价一再呼吁彻底解决晋事，南京政府对阎的攻击之词却消失无踪，山西新军首功问题遂成悬案。阎锡山有意识地掌握了诠释历史的主动权，1936年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广泛搜集史料、考订辛亥革命史实，姚以价等人的存在对阎极为不利。当时阎氏于日记中称：“辛亥革命数人向余曰：‘辛亥革命，山西系直接自动行为，近有人欲以豪文夺取。现在人阅之固无不骇笑，但将来流传日久，据今较远，诚恐以紫夺朱。辛亥一切文件，娘子(关)一役尽失，事前运用、事后事实均在公腹中，盼暇中详述始末，以存其实。’余曰：‘自古历史难得真相，为者无暇记，记者又不知为者之曲直。证之今日，府署中之事实与街衢之谣传，每相径庭，报纸之登载更十乖其九，将何以求真实乎？我辈做时，并非求历史上之痕迹，不必孜孜也。’”(45)阎锡山欲辩不辩的心境跃然纸上。10月29日，太原举行辛亥光复纪念，阎锡山率山西文武官员在昭义祠致祭，“并赴大教场检阅防共保卫团及公务员等，参加者万余人，备极热烈。阎讲吾辈应踏着血迹向前猛进，完成民族独立自主。”(46)1939年10月《申报》纪念双十节国庆，宣传辛亥时期致力革命“现负党国重任的军政要人”十二人，林森、蒋介石居首，阎锡山得以名列第八，依据就是山西首功。(47)经过自我与他人一系列的宣传，阎锡山身负山西光复头号功臣之光环，各种功绩为其垄断，他评说姚以价“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意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这时的他已不容任何人染指首功之荣誉了。(48)

　　姚以价虽然自1930年代不断撰文写书，却无法改变“历史定评”。1947年2月19日姚以价病逝西安，国民政府追授其上将军衔，中央社电称其为“辛亥革命太原首义者”，“身率新军首义太原，厥功甚伟”。(49)这则短消息在《申报》、《益世报》各报发表时仅以豆腐块出现，不太可能引起注目。

　　需指出的是，姚、阎两人首功之争，不应以个人利益分歧简单视之，它实则反映出清末民初山西地方政治派系的分化。两人同为留日学生，与起事诸将领中之温寿泉、黄国樑、张瑜、乔煦等人发迹之路相似。山西新军的将领中不乏佼佼者，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申报》上撰文称山西人才多人在阎锡山之上，点名姚以价、温寿泉是其中最著者。但阎锡山却脱颖而出，后来成为“山西王”，与其具有特别优势相关。尽管阎之军事成绩平平，但他却以地缘、亲缘结成的多种关系网为依托，为人豪爽主动，积极沟通各方，很注重人缘。清末山西地方政治分为晋北、晋南两大派系。晋北系主要人物在民政方面有梁善济等人，军队方面有阎锡山等人；晋南派主要人物有刘绵训、姚以价、温寿泉等人。由于晋北贫瘠，全省财赋收入主要依靠晋南各县，然现实政治中晋北系却占优势，时人分析“山西绅士向分南北两党，而谘议局中北党独占优势，南绅已愤愤不平。自交文一事发现后，谘议局长以左袒官兵残杀平民之故，大为南绅所诟病，故该局与南绅立于绝对仇视之地位。”(50)山西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向陆军部报告交文一案原因也称“暴动之原因实由于晋省人民向分省南省北界限，办事常存意见，其积习已非一日”。(51)在人际关系网上，阎锡山比其他同侪有优势，“以地域关系，和梁善济接近；又以姻娅关系，和徐子澄(一清，五台人，为阎的妻叔)接近。因此，梁、徐常常在丁巡抚面前，替他吹嘘，颇得丁抚以下当局的信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张1911年有关方面奏报朝廷对阎锡山的考语单，评语是：“查该员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充任该标统带有年，办事勤能，成效颇著。”(52)职是之故，起义之后谘议局选举山西都督，在姚鸿法等外籍人士推辞不就的情况下，阎锡山成为首选也就不出意外了。而反观姚以价，属于晋南一系，助力原本单薄，在政治舞台上难以走远。南北争斗，南绅被谘议局主事者视为劣绅，吁请朝廷查办，自然是无法通过选举胜出。为人交际方面，姚更为逊色，他虽“学科、术科都有一套，聪明才智外露”，但“好胜主观性强，和人相处，总叫人听他的，话不投机，立刻就和你翻脸”。(53)据说姚以价曾屡被调动，亦因上级对其不满而造成。(54)这或许也可说明，后人正因姚的遭遇，而对其抱有不少同情之色彩。

　　那么，谁才是辛亥山西新军起义的首功者？辛亥鼎革之际，利益交错，事情复杂，即使亲历者也仅知部分事实。事成之后，又因时势变迁，也未必尽吐实情。湖南辛亥起义，状况亦如此。袁世凯设立稽勋局，“派人来湘征求事实，在事诸人，无肯执笔。谭都督(引注：谭延闿)谓左学谦：尔辈既为之，而不能言之，何以故？左谓功罪未明，是非未定，言之恐增嫌怨。”数十年后，“当时纵合之迹，鲜有能言者。盖力行者不愿多言，而贪冒者自以为是。”(55)以今日后见之明，综合各种记载，阎锡山当年日记无意揭出参与其事的诸人说法“辛亥革命，山西系直接自动行为”，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真相之说，换言之，山西新军起事成功是多种合力的结果，非某个人的特别功劳，事实上还有一些阴差阳错的戏剧性。

　　就姚以价来说，其饱受官场压抑，未必没有反抗之心。其功绩在于尽管被阎锡山派出的下级军官持枪挟持，但最终同意出面动员、率领所部士兵进城攻打巡抚衙门、满城及军装局等处，导致清廷山西政权之瓦解，一定程度上“祸由姚一人闯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其“手刃渠魁”一说却严重不实。在手下闯入衙门禁地之时，此君却身处教会医院(据说时患梅毒)躲避风头，直到大事初定才现身。(56)后来他又在娘子关前线临阵脱逃，也是不争的事实。就阎锡山而言，他虽是同盟会的秘密核心，但却迟迟按兵不动，观望等待。他在起义之时握有一标兵权，却要手下鼓动不及自己力量的姚以价部率先发兵动武，这是其心思慎密、用计甚深的具体表现。

　　在清末的山西，后来被认为同属革命阵营的人物在当时地方政治中或属不同派系，彼此利益不尽一致。时人黄国樑所云“革命的目标，十分模糊”并非空言。不仅革命派内部，革命派与被革命者之间边界亦相当模糊，这种现象或非山西所特有，正是后来辛亥革命成果被篡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后来标准衡量昔日之事。据昔人一面之辞，或能各立其说，但终将聚讼不已。解开问题症结应依照时序，从梳理不同意见的形成入手，厘清背后牵扯的各种利益网络，不以某一人、某一团体之是非而持定见。从这个角度上说，辛亥山西新军起义的事实真相仍有不少需要辨明之处，这有待今天的学者持续努力发覆，以建立信史。

　　注释：

　　①王先明：《“子夜宣言”与太原辛亥起义——文物、文献与史实之互证》，天津：《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

　　②(16)(29)(32)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131、129、133页。

　　③⑦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据严教授面告，提出疑问的还有中山大学的邱捷教授。

　　④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第128～129页。标点是原引用者所加。

　　⑤《大同发现辛亥革命史料》，太原：《山西晚报》，2004年10月27日；《一件辛亥革命文物史料惊现大同》，太原：《山西日报》，2004年10月28日，人民网、搜狐网等转载。

　　⑥《柳州票证博物馆见证历史变迁 众藏品令人叹为观止》，南宁：《南国今报》，2011年10月10日，人民网、新浪网等转载。

　　⑧原件照片可浏览http://www.hosane.com/auction/detail/S10129170(检索时间：2013年12月16日)。

　　⑨“专电”，上海：《申报》，1911年10月30日。

　　⑩卞孝萱辑：《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北京：《近代史资料》，第5期(总16号)，1957年，第21、28、32页。吴禄贞致内阁电、陆军部电令吴鸿昌文稿等又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5～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