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三种辛亥山西新军起义文献真伪考(3)

　　其四，证明三种新出材料俱为后人伪造之依据，还在于“姚以价”的签名印章。

　　三件材料的署名“姚以价”均写为“姚以價”，这是一个共有的破绽。学者认为，《子夜宣言》“虽署名姚以价，却并非姚之所作”，这是正确的。从史源上不难发现这些材料在内容上多依据姚以价1930年代口述而成的《辛亥山西革命军记录》一文。该文自从1961年正式印行后，收入各种文史资料之中，容易找到。

　　学者认为，《子夜宣言》“内容为同盟会员事先拟就，而最后的署名和日期则是在确定了起义军司令人选后由当选者临时题写的”，也即姚以价在“气氛确实很紧张，姚不答应，就有性命危险”的情况下，参与了革命起事，并在此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及日期。(29)这一说法依据姚兴礼(时为姚以价书记官)于1959年接受访问时的回忆，姚兴礼说，起事的革命党人曾经向姚说明当晚的行动计划，且“起义的命令和纪律都拿出来叫姚审阅，并征求意见”。至于姚以价是否真的修改过这些文件，姚兴礼承认“当时离姚很远，姚手中拿的毛笔，看见写字，改了什么他不知道。”姚兴礼目击了姚手拿毛笔写字，这或为作伪者将三份材料正文用毛笔书写的来源。但是，当访问者问起事部队集合后，姚以价宣布命令和纪律的讲话稿是谁写的，姚兴礼则答道：“没见姚手中拿稿子”。(30)然当晚在场的陈其麟则回忆说：“姚营长宣布起义时，手持四尺长的计划单子，跟前打着四个灯笼，宣布命令之后，出发时还命令：轻手轻脚，禁止咳嗽，慢慢行走，要无声无息，以免路过岗上三营时，被哨兵发觉，因为三营是不赞成革命的。”(31)陈的回忆反倒证明《子夜宣言》描绘千余名将士齐声发誓的场景过于夸张。有的学者本来注意到上述疑点，可作进一步辨析，但却认为“其所记四尺极为夸张”，轻易相信一尺二见方的实物，认为姚兴礼当年没有看到姚以价所写何字，“其实即是姚之署名而已，因而其字体与色泽均与正文有所区别。”学者还进一步解释《子夜宣言》上会有后来才出现的总司令头衔，以及会在天津发现这一实物的原因，认为姚以价特别看重“东路军总司令”一职，“那么在其所持重要起义文件上加署此职，并钤以当日之日期，极有可能”。又因民国初年，姚以价寓居天津，“将其‘子夜宣言’带到天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署上名衔，“非姚氏本人或其家人而不为而不能为”，故此物“或为姚氏本人所藏之珍品”。(32)

　　若果真如此，《子夜宣言》等三种资料无疑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然而，笔者认为作伪者犯了一个细微但致命的错误。作伪者固然知道假造清末文献应使用繁体汉字，认为“价”都要写作“價”，使得在三件材料上姚以价的署名不约而同都是“姚以價”，这就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姚以价，字维藩，号龙门山人，山西河津人。其名与字出自《诗经·大雅·板》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对于“价”字究竟作何解，有“善”、“甲”、“大”、“助”、“界”等多解。学界一般认为，《诗》毛传将“价”作“善”解较为准确，“价人”也即“善人”、良民的意思。(33)而按《说文解字》解释，“價，物值也”，即商品所值钱数，显然不能作为人名。检索清末民国的报刊及公文，“姚以价”三字除极个别外，均未写作“姚以價”，姚氏本人及其家人当然就更不会将名字写错。由此亦可旁证作伪者制作三件材料，为时甚晚。

　　不察新材料记载文字的渊源，试图用后出史料去“互证”其真实性，自然难以注意明显的破绽；或既知破绽，却为之弥缝，被“实物”的魅力所俘虏。这样的学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三、假史料真问题：起义首功之争解析

　　从三种伪造史料入手，可发现一些新的历史线索。辛亥太原革命文献早已散失，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政府档案在抗日战争期间亦被损毁，导致后来修史诸多事实无法对证。今人作伪，为何仅制造与姚以价个人有关的“文物”？除牟利动机之外，还有另一可能，即迎合了“姚以价才是真正的革命首义者，而其功绩却为阎锡山所篡夺”的说法。在姚氏的家乡晋南至今尚流传“姚将军打江山，老阎把光沾”、“姚以价是东汉大将马武，攻破城池砍下敌人的头都让老阎接了，结果老阎有了大功，姚以价两手空空”之类的说法。(34)作伪者的动机，值得深究。

　　今人论及山西新军起义史事，多以阎锡山为主角来叙述太原光复的前因后果，这与长期以来将同盟会的活动作为革命叙事主线密切有关。阎锡山是同盟会员，时为第八十六标(俗称第二标)标统，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地位尊崇。《大革命写真画》作为辛亥年间流行的通俗读物，在第七集介绍山西起义人事时即首列阎锡山的图像。最早夸赞阎锡山革命首功，源于1912年孙中山应阎氏邀请来晋时所发表的演说。9月19日，孙中山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言，称武昌起义之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感谢。……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表彰阎氏“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孙中山对于山西起义的认识并不确切，其演说词中“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就明显与事实不符。对于来自革命领袖的赞誉，阎锡山虽自谦“实在是过奖之辞”，但晚年仍津津乐道，强调孙中山当年叮嘱其担负守护山西革命基地重责，为其长期统治山西的合法性进行辩护。(35)

　　与阎锡山相比，时人对非同盟会员的姚以价对于新军起义之作用，了解不多。1912年郭孝成编撰《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叙述事件发生经过，“西安光复消息，既至太原，前晋抚陆锺琦恐民军来袭，欲派新军往潼关以阻之……参谋姚君素具革命思想，乘机谓众士兵曰：‘我辈与其出师他方，不如在省起义。既可为他省响应，又可以博名利。众然之。遂就军中挑选敢死者五百人。九月初八日，以五十往攻抚署，以四百五十人往攻旗城。”(36)此书材料来源多为当时报刊，著者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姚以价对起事有倡导作用，但描述多不确，姚以价在起义时已非“参谋”，而是“第八十五标(俗称第一标)第二营管带”。原山西新军高层中还有另一“姚君”，即督练公所总参议的姚鸿法。文中笼统称“参谋姚君”，极易使人混淆。1949年之后，与姚氏有故之人“每遇将军侄孙辈，辄督勉其对将军事功佚闻，全面搜集，梳爬董理，编纂成书，用彰将军业绩，以补国史遗阙，惜乎久无结果。”(37)近年来，除姚之亲旧撰文为其呼吁外，仅有个别文章认为山西光复首功应归姚以价，阎锡山在起事准备及发动阶段尚持“首鼠两端”的态度。(38)

　　厘清阎锡山与姚以价有关首功之争的是非纠结，当梳理各自说法起源演化及立场利害，不偏重一方叙述，才能洞悉症结所在。从现有材料看，在新军起义之后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未见两人对在发动兵变中所起作用进行表态。原因或有二：一是当时成败未分，大局未定，出面承功存在一定的风险；二是起义对山西社会造成破坏，“肇事者”在民间的名声极坏。逃至北京的瑞典传教士曾说：“山西革命军除省垣稍有纪律，此外毫无纪律，行同寇盗，而各处革命支队人类不齐，似有垂涎西人财产之意。”(39)阎锡山在就任都督会上发言，指出太原光复“不可认为成功”、“今天才是革命的开始”。(40)考其时境，并非谦词，本意在撇清与“匪乱”的关系。阎之投机已为后来史实所力证，起义后他不仅解散国民党在晋机关，而且遣其父母进京为质，种种讨好袁世凯的行径，为当时世人所讥评。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姚以价与李烈钧、唐继尧等人交往密切，参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曾试图策动韩复渠、石友三的军队进攻山西，推翻阎锡山的统治。对于姚的才能，李烈钧称之“负经世之才，抱匡时之略”。(4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姚回顾往事，声称自身功绩，不指名地抨击阎锡山等人无耻行径，其诗云：“曾几何时清运终，一群浑浚来争功。乃公提戈首发难，尔等何曾一历戎。九月八日拂晓战，手刃渠魁复省城。汝辈稍知伤国事，当时就该一飞鸣。事前首鼠两端行，事后狗苟且蝇营。”(42)

　　南京国民政府对姚之功绩的认可，也因时局而变化。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姚以价任山西宣慰使，国民政府称阎锡山不仅此次“反抗革命”，而且早有前科，辛亥往事一度被重新提起。4月国民政府发行《阎锡山之今昔谈》的小册子，公布了许多阎锡山曾投靠袁世凯政府的材料。关于太原新军起义，该书认定阎是投机革命攫取高位，称“阎锡山拥有全标军士，但彼按兵不动，大有俟机铲除革命军、向清廷邀功之意。姚得成首义之功者，实属万幸。迨满城既破，巡抚被诛，阎乃急令所部分头占领火药局、军械库等处，始宣言与姚合作。姚等虽心鄙阎之为人，然以其拥有重兵，逼于威势，只能引以为友。”(43)国民党上海市宣传部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讨伐阎逆锡山》的宣言，所述山西新军起义历史与小册子揭载内容高度相似，可知宣传语径之统一。(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