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三种辛亥山西新军起义文献真伪考(2)

　　二、所谓新文献俱为伪造

　　经过考证，以上三件史料皆是后人伪造，理由如下。

　　其一，当时各种文献所记，可以确证太原新军起义是在九月初八日凌晨发生。

　　辛亥年九月初九日出版的《申报》刊出山西来电，披露起义消息：“太原兵变，围攻满城甚剧，旋即失守，惟抚署未损。”⑨清廷官场公私文献亦可证旧说不误。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致电内阁：“山西变乱情形，日内接到确实探报。晋抚因陕西兵变，于初七日派出步队两营，发给子弹，赴蒲州出防。尚未出发，乃勾通各营，于是日黎明谋变”，电文中的“是日黎明”，显然指初八日黎明。起义发生之后，清军军官吴鸿昌亦云：“鸿昌前于署理十二协统领任内，于九月初八军谘大臣训令：现在山西变乱，著派该混成协迅即开拔，星夜赶至太原附近，相机防剿；是日又奉陆军部电饬同前。”可知清廷在太原新军起义发生之第一时间，即收到情报，故于初八日晚间派遣吴鸿昌等人乘火车由保定前往太原(实际出发时间是初九日下午六点)。山西劝业道王大贞十月十四日致袁世凯函中称：“九月初七日，晋省以潼关告急，中丞陆公拨营往援，兼驻蒲州。是晚，分发子弹，限令初八拔队。讵料次日时甫黎明，忽闻枪声四起，即派家丁往探，旋据仓皇奔告抚署兵变。”信末明记“此初八日夜变起仓卒，及市面焚掠之大概情形也”。⑩

　　三种材料均将太原新军起义日定为九月初九日，可能性无非二途：一是刻意为之，意在迷惑今人，奇货可居；二是作伪者缺乏史学常识，弄错起事时间。后人不知报刊所载电报内容一般为前一日或数日前之事，常误为当天时事，如《申报》九月初十日刊登专电云：“山西太原府昨日确被革军占据，现会合西安革军分赴黄河南北，夹攻铁桥，以袭荫(引注：荫昌)军后路。”(11)此电文初九日由记者从河南开封发出，其所指“昨日”即“初八日”，而非“初九日”。同样情况亦见他报，如刊登于九月十二日《中国报》的“山西兵变详形补录”称：“山西兵变系初八日早晨起事。省城新军原只两营，于初七晚间发给子弹、粮饷，定于初八日即开赴陕西防堵，不料次日早晨，营中遂生变动，枪声四起，叛军蜂拥入城。”(12)若断章取义，就会得出起义于初九日发生之结论。

　　其二，作伪者手段简单，没有准确把握历史语境，破绽丛出。

　　三件材料所署纪年俱为“辛亥年”，这并不符合当年革命党人的习惯用法，学界原已存疑。不过查核当时革命军发布的文告，其中确有用“辛亥”纪年者，如“天运辛亥年，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奉政府命，布告于我国民之为满清政府逼迫，以为其军之将校及兵士者……”。(13)但是太原新军起事之后，多种史料却表明发布文告乃用山西军政府名义，使用黄帝纪年。据清末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石荣暲回忆，山西军政府在初九日成立后，“出示安民，发表起义宣言，张贴各街衢，用黄帝纪元年号，军政府前悬挂八卦太极图国旗”。(14)时为山西大学堂学生的段慎五回忆当天所看到的安民告示，末尾写的也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15)此外，学者还考证出新军起义当晚，并无所谓“总司令”职衔，姚以价的“总司令”是在山西军政府成立时被追授的。(16)因此在新材料中，姚以价以总司令自居，俨然以山西最高当局发布命令，既不合情理，也有悖逻辑。事实上，姚以价在起事之后联络他部清军，也并未使用“总司令”头衔，仍用“晋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官”名义。(17)从文体来看，三件材料均含大量白话，作伪痕迹极为明显。清末民初官府檄文通电多用骈体，对下层民众布告则多用韵文，虽然文白兼用的情况或亦有之，但通篇都是大白话的文告，一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时人诵记而成的山西军政府颁布安民告示就是六言韵文，可为佐证。(18)另外，从材料的发表形式来看，军令、公告应当印刷一定的数量才能“张贴各街衢”，而这三份材料内容均为毛笔手写，仓促之间，产生数量必然有限；职衔、“辛亥”、“火炬”图案却不用手书，反而使用印体，更令人费解；至于纸张上出现隐约可见的“令”、“急行”字样，完全是故弄玄虚。

　　其三，新出材料部分细节不符历史实情。

　　《子夜宣言》传达出非常强烈的现场感，如称“现在已有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发誓齐声曰‘宁愿与满清统治者拼个死活，也不愿意当这亡国奴’”，“现在时间已是凌晨三时”、“拂晓时刻即要举起枪杆子”之类，也并非纯然虚构。以笔者所阅，当时八十五标二营左队二排四棚正目(引注：相当于班长)郭登瀛在1961年曾口述：“10月29日早晨2点，夜幕笼罩大地，人们还在熟睡，八十五标一、二营的1000多名士兵全副武装，在狄村北口第二营营盘内紧急集合……10月29日拂晓5点钟，一声号令，全军整装出发，直奔太原城。”(19)起义时间为凌晨三时，似来自任职太原巡警道的冯锐存之说，“九月初八日早三时，两营官兵皆集合于太原城外十里铺狄村(即狄梁公故里)姚营门外大操场。”(20)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文中最为壮观的“起义之前千余名将士血书誓师”一事，反不见于当时记载或时人回忆中，这岂非怪事？

　　不同来源的史料可以互证绝无所谓“血书誓师”的场面。新军太原起义之前，同盟会山西支部有长期准备，但革命宣传并未在士兵中深入人心。起义的策划者不仅人数甚少，甚至互相保密，在仓促之中所发生的变动，难以想象有新出材料所描绘的场景出现。姚以价回忆起义当晚，“子弹到手，即刻请城外各营官长会议(城外驻三营)。各营本属旧部，夙有革命之心，不一时皆到，即将通城内电话截断。会议结果，共推姚以价为山西全省总司令官”。(21)新军各营“夙有革命之心”之说，可能就是《子夜宣言》杜撰“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的依据。冯锐存《辛亥山西革命见闻录》一文附和姚之说法，称阎锡山曾献计山西巡抚，“革命党中，只姚以价一人是积极的，如能杀，则杀之，否则，可调姚于远方，就不要紧了。”前人研究已认识到姚以价、冯锐存所说不尽确实，姚“把发动和组织起义之功完全记在自己名下”，故而“姚、冯关于姚以价在辛亥起义前的一些叙述是不能成立的”。(22)起义由少数革命党人与倾向革命立场者秘密发动，胁迫官长，不仅见诸当时报道，也为事后叙述证实。《申报》曾在新军起义后不久报道：“太原风气锢蔽，虽有少数民军，究无势力足以普及军界。及鄂省起事，讹言四起，军心遂颇有动摇，于是该省有数人乘机潜往新军中，勾结少数兵卒，谓南方革命新政府已经成立，北京糜烂，吾山西不可不筹自立之法，少数军人遂大为所动……由少数兵卒申说，军中赞成者约百人，不赞成者虽多数，然为少数人所劫制，不敢露泄秘密，故长官毫无所闻，变兵数百人即于初八日晨起事，枪声四震，附和者渐多。”(23)该报道与起义策动者张树帜、叶复元等人说法一致。据张树帜日记，起义将举，“时已夜半，树帜又令各邀同志，一时兵士齐集者三十人之谱。树帜云：营中官长俱已就寝，将各该官长门户分派把守，随带兵马，倘有阻挠，登时杀坏。”其后他“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用命。”据张之日记，当时革命党人因知道“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事泄。”(24)起义发生二十余年后，叶复元在致王用宾的信函中特别提及辛亥起义时情形之急迫，参与密议者不过十余人而已。(25)可见，策动起义者人数很少，即使革命者内部亦不尽相知。

　　在当时，新军士兵的革命意识与团体意识也较为淡薄。起义后，商民“一致议论山西革命军是土匪，不是什么革命起义，因为哪有革命而抢劫的呢！”(26)一些革命党人对此亦不讳言。1930年代初，山西崞县重修县志，参与起义的张培梅对《军政志》志稿提出许多意见。《重修崞县志稿本》描述起义军“蜂拥入城，闯至抚署，击毙四十三协统领谭振德”，张培梅批注是：“大兵贺应喜曰：打死协统，谁管咱们呀？我说：不怕，有统带管咱们。”这一说明反映出当年士兵对统治者的畏惧心态。县志稿本对太原起义有所美化，认为除巡抚衙门少数人被杀，“余则鸡犬不惊，百姓安堵，而大事已就，亦庶可为文明革命矣”。张培梅亦指出并非如此，他批注称，起义后“大烧大抢三日夜，死尸遍地，以通顺巷与游击衙门口为最多。鸡猪已经我们抢的吃完了，是以不惊？南京政府胡寅所谓山西是真土匪，不能列为民军，诚然！”(27)事实上，不仅普通兵丁缺乏约束，甚至新式学堂学生亦胡作非为，时人回忆：“学生们在各学堂分住，既没有畏服的老师领导，又没有统一的纪律和作风，人性良莠不齐，一发生口角，就想放枪逞凶……(军政府)愈惯愈坏，竟至站岗、开会，也任意胡为起来。或放冷枪，或私入民宅，挟枪吓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