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述(3)

　　总体说来，中共方面对孙中山的论述，力图将“转变”后的孙中山刻画成一个准社会主义者，但又往往强调他尚未来得及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和处理问题”。[44]或者将孙中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朋友。如董必武认为，“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朋友”[45]；周恩来也指出，“在他（按：即孙中山）革命生活的晚年，他成了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46]

　　对于这种定位，宋庆龄有自己的看法。她强调：孙中山晚年“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有学者认为，史学界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一直坚持孙中山的理想和政治目标始终都是追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47]。实际上，宋庆龄这一表述，可能受《人民日报》1955年纪念孙中山社论之影响。[48]史学界也有类似表述。如孙守任认为，“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他实际上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接受了人民共和国的纲领”。[49]陈任清提出，“而在后一时期（即新民主革命时期）他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接受了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且为了它的实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50]但在相似的表述背后，若细加分析，隐然可见其分歧所在：宋庆龄强调的是，孙中山晚年主动“提出”“人民共和国的理想”，而孙守任、陈任清强调的是中共在孙中山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孙中山只是被动“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孙、陈等人的论述，体现出对于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领导权”这一理论问题的把握，又基于毛泽东的论断：“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51]

　　1950年代的大陆史学界的史学研究，阶级话语无疑居于极强势的地位，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相当看重其出身的阶级属性，阶级属性关系到政治形象和政治定位。宋庆龄反复强调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强调“孙逸仙没有什么财产，他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革命，死后只留下他的书和他的故居作纪念”，[52]窃以为也有针对当时将孙中山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阶级定位的用意。宋庆龄的论述，对学界研究者也有一定影响。如李泽厚就据此认为，孙中山是“与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倾服，不能够单纯归结为对反清的民族英雄的向往，实际上它充满着更亲切的阶级的同情”。[53]李时岳也据此分析：孙中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于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是他思想中人民性与革命性的出发点”。[54]

　　1962年，宋庆龄发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此文中，宋庆龄仍然特别强调孙中山与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她论述道：早在1896-1899年期间孙中山早年对马恩及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已有所了解，“听过他演讲的人们记得，他常常预言，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1912-1913年间，孙中山在演讲中“还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确是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的。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在这种合作中，象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但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55]。

　　随着政治日趋左倾，史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难以顺利进行。1966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百年诞辰，然而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神州，南京孙中山铜像被移走，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挖掘，她在北京的住宅也受到冲击。面对“诋毁孙中山伟大形象的歪风”，宋庆龄一反此前在孙中山诞辰纪念、忌辰不外出活动，只在家中默念的习惯，撰写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这一篇长文，并在首都纪念孙中山的万人大会上加以演说。此文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得以在《人民日报》刊出。[56]

　　宋庆龄为此次写作颇下功夫，主要参阅了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文中有6处引用《辛亥革命回忆录》。此文仍一方面强调孙中山的出身对其革命思想之启发：“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时饭不够吃，只好以甘薯充饥。……他的家庭出身、他和下层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生活，以及他所听到人民企图挣脱压迫者的斗争故事，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另一方面强调孙中山排除阻力实现转变：“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末革命，要末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表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57]

　　“文革”中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要“立足于批”，“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使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动辄得咎，寸步难行”[58]。江青于1971年秋窜到香山碧云寺，大骂孙中山为“牛鬼蛇神”，并下令撤除中山纪念堂、封闭碧云寺。史学界则以“儒法斗争”模式，扬章太炎抑孙中山。这些乱象就非宋庆龄可以抵制了。

　　四

　　作为孙中山朝夕相处的亲密伴侣，宋庆龄参与和见证了1915年后孙中山的政治活动。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释者与继承者。系统梳理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关于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论述，可以发现，这些论述因不同的现实关照而有所侧重，同时又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脉络。

　　大体说来，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尽可能摒除情感纠葛，方有可能趋于客观。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论述，不可避免存在情感胜于理智之处，但其所处的独特地位与其视角，使她的论述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对于孙中山身后形象之塑造，国、共两党按照各自需要而迥然不同。国民党为维护其正统地位，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孙中山；[59]或强调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贯性，否认其晚年的重大转变；或者强调孙中山被欺骗、利用。而中共方面则特别强调孙中山晚年的转变，注重阐释新、旧“三民主义”的本质区别，[60]意在争夺孙中山事业、思想的继承者地位。但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理论阐释框架中，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只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就辉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经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担当主角，孙中山只能是接受共产党的帮助而不断前进。孙中山只是处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之中，而始终未曾突破局限，二者界限分明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