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述(2)

　　平心而论，孙中山晚年虽有“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所侧重的“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18]因而很难说孙中山已将“工农”置于国家“柱石”的重要地位。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这些阐释，亦有服务于时代主题的个人发挥。而她对于孙中山贫贱出身和贫民意识的刻画，对于孙中山形象的建构影响深远。宋庆龄本人后来对此也不断强调，并被学界反复引用。后文还有详论，按下不表。

　　宋庆龄1939年发表的《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19]是她仅见的对于辛亥革命历史背景及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之系统阐述。她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为：清廷沦为列强的收税机关，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双重压迫之下，惟有推翻满清的暴虐统治；并以白莲教起义-—太平军-—义和团作为辛亥革命的酝酿。其论述逻辑与所追溯的革命系谱，与中共的革命史叙事模式并无二致。她对于辛亥革命的叙述，亦大体本乎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20]但她的阶级分析却颇为独特：在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之后，“一般思想简单及只顾私人权位者，多为变政的巧妙名词所迷惑，于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这些人就相继做反革命的官僚、大地主、军阀和买办。而另一派眼光远大的真正爱国分子，人数虽然比较少，但是不受清廷欺骗，这些人可以代表都市中产阶级和全国农民、工人的真正意志，他们就组成了革命集团，那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组成的革命党，后来改名为国民党的。”在宋庆龄的叙述中，立宪派均是“反革命的官僚、大地主、军阀和买办”，而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中心的革命派则“代表都市中产阶级和全国农民、工人的真正意志”。而如何使革命领袖与民众联结呢，“这个问题，就利用当时清廷组织的新军来解决。……新军是当时最有组织的唯一革命集团。里面包含着都市的失业群众、手工业工人，而大部分则为破产的农民。革命党同志遂乘机向新军大规模宣传革命思想，新军遂成为我国第一次革命的根据地”。

　　在中共的革命史叙述中，辛亥革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1]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民众。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提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22]彭述之也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辛亥以前，“在群众方面只看到几个会匪，智识者，一部分新军人和华侨，绝没认真想到工人农民的身上。在辛亥后连会匪，、智识者和华侨的运动，也都停止了”。[23]陈独秀且认为：辛亥革命“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24]国民党代表团在1923年10月向共产国际代表递交的《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也承认：“1911年的革命是少数学生和军人的共同事业，而群众只是赞同推翻满清王朝，并未参加革命”[25]。宋庆龄关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表述，论及革命的阶级基础，与毛泽东、彭述之、陈独秀等人的看法迥然有异。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陆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并不太重视，“那时候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占据了大家的思维空间，总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旧的革命，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一个铺垫而已”[26]。1949年至1955年之间，仅有两篇关于孙中山的论文，还将重心落在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上。[27]1951 年 10 月辛亥革命 40 周年纪念之际并未举行纪念活动。1955 年5月，周恩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与此相应，为纪念孙中山逝世 30 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28]周恩来在讲话中称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身的战士”。[29]苏联方面各主要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30]这些都预示着政治层面某种新的趋向。

　　1956年的中共八大，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正式确定下来。同年适逢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纪念孙中的文章，不少文章均卒章显志，均点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意旨。[31]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各种纪念活动。[32]

　　中共方面的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相继于11月11日、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孙中山。[33]毛泽东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同时点出“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34]。毛泽东的论述奠定了研究孙中山的基调，孙中山研究也因此在1956-1957年一度出现热潮，期间发表有关孙中山的论文100余篇，专著则有《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孙中山》等，还编辑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上下卷）和其他有关孙中山的资料续集多种。这一热潮直至1958年因“史学革命”而中辍。

　　宋庆龄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3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第一篇题为《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35]第二篇题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36]第三篇题为《回忆孙中山》。[37]三文均含注释，类似规范论文的写法。宋庆龄借纪念之机集中论述孙中山，于以下几点再三致意。

　　其一，同1920年代的论述一样，反复强调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孙中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是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人民的种种痛苦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于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孙中山“出身是个贫农家里的贫儿，受尽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摧残”。“孙中山一贯要求把农民吸收到斗争中来，因为他从自己的出身知道土地问题对革命和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但国民党内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害怕发动群众，并且实际上不愿意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

　　其二，突出孙中山后期的“转变”，强调孙中山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共的一致性。“孙中山的进步的决心使他在晚年能够领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国家最强的动力。……他修改了他的旧政策主义。他宣布和苏俄联盟。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因为这对革命有利。他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因为他已经明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最后他制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来解决农民问题，这就是他在几十年中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绝望”。

　　其三，强调孙中山同国民党内右派的斗争。“孙中山在思想中每前进一步，就遇到来自右派分子的抵抗。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束缚他的手足，因为他们知道，要使孙中山沉默是办不到的。他们试图用反对他的虚构的论据来警告他。这些论据破产之后，他们又想从背后破坏他。这些人使他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终于成病，以至不治”。

　　在1955年、1956年的孙中山生辰、忌辰纪念中，周恩来、毛泽东均把孙中山定位为“革命先行者”，这一总体定位，从时间先后的角度强化孙中山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链条中的创始地位，同时淡化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层级的差别。但在政治与学术层面的论述中，仍大体本乎列宁的论述，将孙中山定位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38]苏联《真理报》在1955年3月12日发表题为《杰出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论，《劳动报》发表题为《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章。[39]毛泽东曾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40]吴玉章称孙中山为“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其身上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41]唐生智的文章也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迫切要求推翻那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是作为当时这一新兴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42]。1949-1955年史学界关于孙中山的学术论文共3篇，就有2篇直接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作为标题。[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