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乡村建设思想与黄展云模范农村实践(3)

　　过去，四万人口的营前地区仅有六所小学，其余都是旧式私塾，模范村建立以后，逐步把私塾改造为新式小学。为了提倡创办学校，黄展云在“模范村“规定：“开办费由乡自筹，经常费则由村办事处及本乡分担。凡本乡能筹经常费若干，村办事处亦加给经常费若干”(25)。这一办法调动了各乡办学积极性，经过整顿，营前地区的新式小学从六所增加到三十四所。村政府将营前地区划分为五个教育行政区，并设营前中心小学做示范，实行小学义务教育，颁布《营前模范农村实施营前镇强迫教育办法》，学生一律免费入学。牛背山营前中心小学奠基纪念碑上的“百年之计”四个字，体现了黄展云对教育的重视。

　　在“模范村”洞头小学教育实践过程中，学校是以“亲爱互助”为校训，本着“今天的事今天作”“不知亦能行”为信条勉励师生，并将学校建设成“沟通社会，联络家庭”的桥梁(26)。

　　孙中山曾说过：“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知识之外当注意双手万能，力求实用”(27)。因而“模范村”在教学上，黄展云还自编教材，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如小学课程中设有“农村及家庭日常活动”“农村日见植物家畜”等。“模范村”还重视学前教育，创办了福建省最早的一批农村幼儿班，幼稚园，“以解除农村家庭之痛苦”。重视平民教育，开设民众学校，组织演剧和化妆演讲，还发行旬刊与壁报，“以期唤起村人对政治之注意”。开办扫盲班，夜班（即夜校），设立“戒毒所”，创办 图书馆，开辟公园和大型运动场，“以养成其高尚娱乐之习惯”(28)。推动当地农村文明建设。

　　（五）营前模范农村通过安置土匪游民以改造乡村社会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孙中山看来，“土匪溃兵并没有什么可怕”。游民也是孙中山革命之初依靠的力量，1922年4月,孙中山在与桂林《学生联合会三日刊》记者的谈话时曾说：“我们最初提倡革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听的。但我先把一般无业的游民联络起来，替他们谋饭吃、找事做，他们便信我起来了”(29)。另一方面,孙中山主张“政府当设法安置土匪游民” (30)。他向国民党一大提交了“感化并收容游民土匪提案”，建议“国家对于游民、土匪，于惩服的方法之外，须设法加以感化及收容。使即能获得从事于社会有益之工作之机会”。孙中山关注对土匪游民的安置问题，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黄展云在青年时代，也曾通过“集会结社”来倡导革命，1922年，黄展云还奉孙中山指令任福建自治军总指挥，负责收编民军。当时，福建民军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城乡无业游民、市井无赖、亡命之徒等流民无产者和破产农民组成，黄展云深感民军有时是“革命的力量”，有时则是“革命的对象”。对散匪游民危害性更是身有体会。

　　当时，营前地区土匪称霸，盗贼横行，绑票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模范村”一方面大力宣传新理想，新生活，号召土匪弃暗投明；另一方面，则出动武装警备队四处搜捕。对拦路抢劫犯，作恶多端的绑匪一一公开审判，逮捕法办。“当十六年春间，本村西南一带与内七里毗连区域，土匪时来侵扰，桃源各乡人民，晚间均匿居山穴以避匪患。本村开设，民众群来诉苦，村办事处乃向军事厅请领毛瑟枪三十枝，派有军事学识者带警兵数名，于桃源乡设立民国编练处。附近各乡人民，藏有枪械者，均呈处烙印给照编入民团，由编练处为之训练。当时桃源乡民团有四十余人，皆勤于训练，本乡積匪，闻风逃避。同时内七里蓝布著匪由省防司令部逮捕”，“至今匪患已息”(31)。

　　“模范村”还通过召开乡民大会，对一贯仗势欺人的土豪劣绅、地头蛇进行说理，揭露，批判，灭他们的威风，使他们不敢再行作恶，不欺负良民，不敲诈百姓。《营前模范农村概况》记载“村中土劣分为两级，一为智识阶级，其害在勾结官吏，教唆司法，包办非法捐税，欺谝人民，如玉田乡被号为皇帝之满清秀才郑某，营前乡被号为五帝之北京学生林某是也。一为无业阶级，以暴力横行乡里，欺凌弱小，如洋屿之十八帮是也。村办事处力向进攻，村民众亦乘时起而告发，惩办之后，帝座既倾，无业恶棍亦渐解体，现在不复能为营前村人民之害”(32)。出现了“夜不闭户”的社会安定秩序。

　　（六）营前模范农村是以实行地方自治为核心发展民主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宗族自治”的熟人社会，中央所派官员到县衙为止，县以下并不承认任何行政单位，县以下就是民间。早在1897年8月，孙中山就提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 （33）。地方自治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1912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34)。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规定：“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如不得一县，则联合数乡村，而附有纵横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为一试办区域，其志向当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35)。在孙中山看来，将一个县的全部农村组成为一个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有利于实现民权主义和改善民生。“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36)。地方自治的事项主要包括“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37)。

　　因此，在孙中山的视域中，地方自治是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途径。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是“一政治及经济性质之合作团体”。既然如此，就应当举办各行各业的合作经济，如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实上，地方自治机构举办合作经济，是改造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通过举办合作经济，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观念，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1928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就规定了县政府的国家行政地位和村里（民）的自治地位，认为“地方自治，为训政实施之基础，而乡村自治，又为地方自治之造端，乡村自治不良，则县自治无由完备，而训政设施，亦感困难”。

　　在黄展云制定的《营前模范农村暂行章程》中规定：“本村村长有指挥监督全村行政事务之职”，“财务系，代理征收国税省税，拟定预案，审核支出收入，筹划增加岁入，订正捐税征收章程”；“教育系，筹设各级小学校，筹划民众教育，筹划学校经费，筹设关于社会风化各组织”；“建设系，改进农业，发展工商事项，建筑道路，改良水利，开通航路，其他建设事项”；“警备队，执行禁令，维持公安”；“村金库，出纳款目，保管银钱”；“农工银行，调剂社会经济，监察私立银庄，吸集资本充处务建设，筹设各种保险救济民生”；“仲裁委员会，调解人民争议”(38) 。

　　从“营前模范农村”的组织及其章程规定可以清晰知道，福建省政府和黄展云力图打破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建立自治模式的地方行政制度。黄展云的愿望是“欲使本村政府实现为民众政府，建设成为廉洁政府”，力矫“数千年专制之流毒”。并表示：“本村设立，力矫兹弊，对于民众事件，为之设计划，为之排障碍，为之争利益，务表示政府为民众而设之意”(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