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樊锥(2)

　　在时务学堂，蔡锷有幸成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等著名维新人士的学生。梁启超等人“以《公羊》、《孟子》教”，“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3]（P80）使蔡锷等学生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蔡锷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每个星期天与同学们去听南学会组织的演说，学习新知，开拓视野。在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富有维新思想的教习的教导和影响下，蔡锷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很快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4]，因而，在思想和学业上进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努力学习维新变法理论的同时，蔡锷还注意联系实际，关心时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2]（P136）}不久，年仅16岁的蔡锷在乃师樊锥的影响下，雏鹰试声，相继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表达其维新变法思想。在前一篇文章中，蔡锷对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党禁，残酷镇压民众反抗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无能，中国不能像一盘散沙，必须像德、法、日、美那样将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组成俾思麦党、爹亚党、萨长浪士党、华盛顿党，共同奋斗，以救国救民，使中国“强哉矫”。在后一篇文章中，蔡锷通过对秦始皇的功过及其原因的评述，借古喻今，批评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不智民而愚民”政策，主张伸民权、开民智，并希望当政者听维新变法之言，用维新变法之人，成维新变法之业。就这样，樊锥和蔡锷师生二人，一个是维新健将，一个是维新新秀，并肩活跃在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舞台上。

　　然而，正当樊、蔡锷师生二人醉心维新变法之时，却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攻击。苏舆、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派勾结邵阳劣绅，攻击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1]（P78），给他加上“乱民”之罪名，宣布将其驱逐出境，永不容许其在籍，并贴出告示，通告湖南全省。作为新生事物的时务学堂也不能幸免，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诋毁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5]（P169-170）}

　　1898年9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鄂督张之洞甚至驰电主张杀樊锥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樊锥与石建勋等隐匿深山，幸免于难。时务学堂也被迫停办，蔡锷和石陶钧等人前往湖北欲入武昌两湖书院，但因他们曾为时务学堂学生而被拒绝。湖北求学不成，蔡锷遂往上海求学。
 
　　三、日本：师生共进

　　1899年6月，蔡锷与范源濂等人辗转来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但在等待入学之际，蔡锷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即进入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该校的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蔡锷因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 ^[6]（P72）。

　　1900年，在梁启超﹑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支持下，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发动武装起义。樊锥和蔡锷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参与其事。在国内，樊锥参加了自立会^{[7]（P316）}，并积极参与起义的筹划。而在日本，蔡锷与同学“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4]（P137）}。然而起义终因事泄失败，唐才常、林圭等师友20余人在汉口殉难，蔡锷因受命送书湖南幸免于难。樊锥则逃匿上海，请时任江南水师提督的邵阳老乡杨金龙资送蔡锷重返日本。^[1]（P76）

　　这次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强烈的刺激。经过痛苦的反思，蔡锷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立志“流血救民”，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在梁启超的支持和帮助下，蔡锷于1901年12月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

　　1902年11月，樊锥改名樊时中赴日本留学。^[8]师生相逢日本后，进一步接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眼界大开，迅速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双双投身反清革命活动。樊锥先入成城学校习军事，后因一次不慎坠马，肺部受伤，又改学政法。在学习军事和政法的同时，他与杨毓麟、马君武、蓝天尉等人“奔走革命，倡言汉、满不并立” ^[1]（P76）；而蔡锷“所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 ^{[2]（P139）}，不仅与刘百刚、吴禄贞等人创办“励志会”，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而且还与湖南、湖北、浙江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 ^[2]（P89）。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工作，师生二人与黄兴、杨毓麟等人创办《游学译编》，历述列强侵华之阴谋，揭露清廷之腐败，介绍国人以新学科，号召青年出国留学；嗣后他们又一同入股创办湖南编译社，出版多种痛击时弊、宣传西学、呼吁国人猛醒的读物。1903年4月18日，沙俄政府不仅不按《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从东三省撤兵，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樊锥、蔡锷师生二人闻讯愤慨异常，又立即投身拒俄运动。4月29日下午，樊锥在锦辉馆留学生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沙俄企图长期霸占东北的阴谋，强烈要求沙俄政府从东北撤兵。^{[9]（P230）}嗣后，又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大力支持留日学生爱国行动。^{[10]（P150）}蔡锷则与黄兴等人组织拒俄义勇队，日夜操练，要求回国参战，“虽曰拒俄，实含排满革命性质” ^{[11]（P106）}。1904年2月，日本为争夺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爆发，为了“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樊锥与仇鳌、盛时、覃振等“报名应征，以两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步兵操典”。同年4月，“为响应黄克强、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筹备起义”，樊锥又与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盛时等在东京组织新华会，与国内的华兴会相呼应。^{[12]（P437-438）}黄兴等人密谋于11月16日慈禧70岁生日那天发动起义，派苏鹏等人到日本运动湘籍留学生回国参加起义，樊锥认为远在日本，“缓不济事，辄返国与黄轸（兴）、陈天华有所图” ^[1]（P76）。蔡锷也于10月底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立即回国参与其事。

　　总之，在日本留学期间，蔡锷与樊锥师生二人在西方民主革命理论的影响下，完成了由维新变法思想向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一同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