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初探(2)

　　辛亥革命前, 云南德宏傣族就处在封建领主政治经济制度时期。傣族土司刀安仁, 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 西游印度,东渡日本, 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后立志变革, 改造傣族社会, 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 便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精简土司衙门机构, 废除繁缚礼仪。土司衙门众土司名吏政治权利机关,设有重多的属官和差役, 有所谓“三班六房”, 之称, 上上下下二三百人。刀安仁精简各类人员, 只设总理一人, 负责全司署的一切行政事务, 总理下设财政、户籍、司法、军事官员。另设堂官一人, 传达命令，师爷一人, 办理文犊, 大大改变了过去土司衙门机构庞大臃肿的状况。过去土司出巡, 讲排场, 显威风, 全套銮驾, 摇旗呐喊, 乐队侍从满途, 百姓退居三舍, 行人路遇, 必须跪在莺驾脚下。刀安仁废除了这些繁褥礼仪, 外出时只有两三名随员陪同, 改八人大轿为骑马, 有时甚至便服深入民间, 了解民情, 受到傣族人民称赞。二是改变严格等级制度, 实行移风易俗。傣族农奴社会不仅农奴之间在衣着、婚姻、丧葬和日常法礼上等级森严, 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等级之间也有严重界限, 不可逾越。但刀安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冲破了过去的陈规陋习。他常将自己吃的特殊菜肴拿去和下等人同吃常与侍候他生活的家奴一起用膳, 尤其喜欢与家奴、侍女组成的傣戏班的男女青年生活在一起。他还取消了只能由贵族使用黄色衣绸的特权, 提倡移风易俗, 鼓励男青年穿西装, 蓄短发；女青年着旗袍、短袜, 妇女梳短发, 不戴高筒帽、穿长管裤, 服装的颜色随其所好, 不受限制等。刀安仁结婚时也一切从简, 只带少数人陪他到女方去娶亲 三是改变土地占有制, 实行赋税制度改革。干崖傣族土司实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土司辖区的土地、山林、河流均为土司所有, 土地交村社成员使用, 耕种者必须向土司缴纳官租, 服劳役, 负担各种苛捐杂税, 任何人不得抵押、典当、买卖土地。刀安仁为了资助革命, 开办实业, 一方面大量变卖官租（土司官田的租赋） , 另一方面改过去征实物地租、劳役地租为货币地租, 实行“粮变银”的赋税制度, 从而改变了历代土司立下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规定, 促进了上地私有制的发展, 加速了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

　　辛亥革命同样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清朝定都北京后, 满族贵族曾对满人实行种种优惠政策, 如任意占汉人土地给满人“计丁授田” , 满族“ 富厚有力之家占田多至数百铜”。对八旗兵实行粮晌制度, 规定驻防各地的满人不得参加劳动, 使其过着一种好逸恶劳的寄生生活。辛亥革命后, 随着清政府的垮台, 取消了满族的种种特殊待遇, 使那些原来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满人逐渐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有的“化兵为农”, 有的成为小手工业者, 有的成了小商贩, 有的还进厂当了工人, 这就促进了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 扩大了满族劳动者的队伍, 发展了满族的经济和文化, 对满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4、进一步激发了少数民族革命的热情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胜利, 虽然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丧失,南京临时政府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只是一纸空文, 但它却在各族人民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使各族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 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如1912年2月, 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掀起了反对哈密亲王的起义, 同年, 在内蒙后套地区蒙古族厂汉卜罗领导的“独贵龙”武装队伍, 与掠夺蒙古族耕地、牧场和牲畜的军阀、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展开激烈斗争, 他们夺回了不少耕地、牧场；在云南武定县兴隆地区的傣族农民也组织起来, 同反动派作斗争在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冕宁、越西一带, 1913年至1916年爆发了彝族人民反奴隶主的斗争, 等等, 都是在辛亥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武定县傈僳族、彝族人民反土司斗争时, 他们领头人就明确指出! 孙中山闹革命, 打倒了皇帝, 现在土司还照旧统怡我们, 一定要打倒才行。正是在各族人民沉重打击下, 此后任何维护封建帝制等反动制度的一切余孽, 最终都遭到可耻的失败。

　　二、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封建政权, 解放生产力, 以革命的手段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的愿望和目的。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孙中山就坚决主张, “今共和国初成,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为当今最重要的政策”。南京临时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采取了一些扶助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措施, 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袁世凯窃取政权后, 虽然在政治上排斥异已, 图谋复辟, 但在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大有改观, “建设新社会, 以竞胜争存” 已成为时髦语句, 爱国热情、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三者相互交融, 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 这不是哪个统治者能够阻挡的。所以, 袁世凯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 先后颂布了《奖励工艺品章程》、《工商保息法》、《商会法》、《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等项法律和法令, 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 这一切无疑对民族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其表现为：

　　1、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近代工业企业, 最早是1875年福建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北部高山族聚居地区基隆创办的基隆煤矿。接着, 1885年,贵州巡抚潘蔚在贵州青溪创办青溪铁厂, 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全国创办最早的近代炼铁厂。同一时期, 在我国民族地区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工矿企业还有：热河平泉铜矿、东川官商公司（采铜）、黑龙江漠河金矿、吉林夭宝山银矿、热河建平金矿、吉林三姓金矿等。甲午战争后, 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同全国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1906年, 古丈厅将过去的种植局改为矿务疏河种植局, 先后开办了金矿、铜矿、铁矿、锑矿和煤矿等, 并规定金矿由官办, 煤矿等由绅办, 招商合营。在永顺还有官绅合营的织布厂。在广西, 这个时期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办了采矿、碾米、制糖、火柴、榨油工业, 如金山煤矿、南丹锡矿、贵县天平山银矿、龙胜银矿、铅锌矿等企业外；在农业方面, 1898年还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公司, 如邑宁农垦厂, 靖县林业公司等。在云南和贵州两省, 除了原有的企业外, 也有一些新企业出现, 如水族地区的铁厂和汞矿厂, 黎平的金矿等。1908年云南下关创办了茶叶加工厂, 过了三年又开办了皮革厂。另外, 在个旧有大小彝族资本家20多人, 其中孔昭胜就雇佣了四五百工人。在蒙古地区,蒙古王公贵族、官僚、地主也投资创办新企业但从总的情况看, 辛亥革命前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虽然得到初步发展, 速度却是极其缓慢的, 它同汉族地区相比, 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也更甚 一些企业不是被帝国主义霸占, 就是被摧毁, 所余者仅有买办性商业或与外国合股经营的企业, 具有更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且辛亥革命前两三年, 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已处在衰败萧条的境地。

　　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再加上大战时期帝国主义忙于战争, 减轻了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压迫, 我国民族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浪潮。首先, 在企业数量方面, 仅以我国满、朝鲜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东北地区（奉、吉、黑、热）为例,1912年至1917年就新创办了600多家工厂, 其中1912年有152家, 1913年有110家, 1915年67家, 1916年108家, 1917年为77家, 大大超过了辛亥革命前两三年的发展速度。在这些企业中突出表现就是扩充和新建了一些采矿业。吉林舒兰煤矿在1913年只有两个矿区（小顶子、大顶子）, 分别由中国的共益公司、天仓公司采掘经营。之后, 又有密升、东盛、德顺成、广泰成等公司相继开采,组成了9个矿区（小口前、西沟、老煤窑、小顶子、阎家沟、大顶子、半截河子、二道河子、棒褪沟）。1915年至1919年在九台、伊通、蒙江（靖宇）、桦甸、磐石、延吉、东宁、额穆（蛟河）、密山、桦川各县所设煤铁金银铜铅锰等矿, 属于华商经营的至少有24家, 尚不包括中外“合办”。东北地区的机械制粉业、油坊业以及纺织业、造酒业, 这个时期均有发展。其他民族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次,在产量方面, 有些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迫切需要钨、汞、锑、铅、锌等金属, 价格猛涨, 广西、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便大量开采。如云南会泽县开采锌矿的鑫泰公司, 1902年开办时只有炼炉4座, 1914年增加到10座。个旧大锡的出口量,从1911年到1917年就增长了一倍左右。贵州玉屏县万山采沙炼汞, 一战时期估计每年产量超过100余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