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
辛亥革命网 2015-04-16 10:00 来源：团结报 作者：谷小水 查看：
除朱执信外，同期参与马克思学说介绍的革命党人也不少，如宋教仁、廖仲恺、叶夏生等。1906年6月《民报》第五号刊载宋教仁自日本杂志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叙了第一、第二国际的召开经过及基本决议。9月，《民报》第七号发表了渊实（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梦蝶生（叶夏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前文为一篇译作，对社会主义的起源及其演变分阶段作了叙述；后文则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作了详细说明，肯定马克思主义“非乌托邦者”。
绵延不绝
1908年前后，随着中日当局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严厉禁止，以及同盟会活动重心转向军事斗争，各方对社会主义的传播一度退潮。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民族、民主革命已经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所以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情再度点燃，宣传阵地也由国外转入国内。
1912年6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文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此外，宋教仁、戴季陶等人也曾积极鼓吹。国内出版的多种报刊如《民立报》、《社会》、《社会世界》、《社会星》等出现多篇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的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考虑到国人对民生主义的误解，在全国巡回演讲中多次阐述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全国听众作了一次有意义的普及教育。尤其是在同年10月应中国社会党本部之请发表的演说中，孙中山对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作了简洁梳理，对马克思的作用与地位有所肯定。易言之，在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当时尚属诸家学说竞争竞存的局面，尚无哪一家学说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特色与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介绍者的队伍颇为芜杂，维新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均有所参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在于，社会主义学说及运动风靡世界，国人中睁眼看世界者无论其思想背景，均不能不对这一世界新潮有所致意。
就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输入状况而言，大体具备以下特点：其一，主要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诸学说的一种进行介绍。其二，介绍者缺乏对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把握，受制于自身的思想立场，介绍时往往各取所需，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如维新派主要是一种粗略的学理介绍，且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选择性译介的出发点，不过是为了证明无政府主张的正确性。相比较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有若干契合之处，少数介绍者能够相对深入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说，虽然他们对另外一些学说没有涉及甚至不能认同，但总体上看，他们的确代表了这一阶段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准。
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输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由于从国际上看，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实践性理论，尚需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来彰显其科学性与生命力；从国内看，中国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缺乏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播与实践的社会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主要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并未造成实际的社会效应。但这一阶段介绍者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对马克思若干学说的论述、对《共产党宣言》等著述的译介以及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输入，均为下阶段马克思主义大规模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对于十月革命前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注意到了前人的工作，特别是朱执信等革命党人的贡献，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作者系中山大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