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简括而论，辛亥革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为国人大规模地输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外缘条件。二、近代民主革命派不但较早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输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方面军。

　　端绪初开

　　1870年底，年仅23岁的张德彝以翻译身份随崇厚出使法国，在法期间，适逢巴黎公社起义，从而在日记中留下了中国人对国际共运的第一次观察。两年后，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编撰出版的《普法战记》一书对这次起义也有所记述。由于时值清季风气大开前夜，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运史上的首次伟大实践虽未完全忽略，但亦未造成波澜。

　　马克思主义被引介入中国要迟至19世纪末，首开端绪的是西方在华传教士。1898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胡贻谷合作，将英国学者克卡朴的著作《社会主义史》译为中文，更名为《泰西民法志》由上海广学会出版。该书辟有专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作了介绍。以此为发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学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中文书刊中。

　　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国际背景。19世纪末，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各种社会革新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因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时代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的影响下，日本国内介绍社会主义的风气相当浓烈，旨在研究与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纷纷涌现，《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广为流传。日本一时间成为东亚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集散地。与此同时，20世纪初由留学生、维新派与革命派等组成的在日华人群体急剧增多，他们受日本国内思想风气的影响，也开始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到介绍与传播的行列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时值盛年，对新知极为敏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有所介绍。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梁尊奉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称作当日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在介绍社会主义基本要义时，撮要引述了马克思的观点。不过梁虽然注意到社会主义在西欧风头正劲，但并不认为这一学说能够实行于国内，所以当革命党人宣传土地国有等政策主张时，便态度明确集矢攻击。梁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是将其作为新知的一种而有所涉及，与其本人信从的政治理念实有不小的距离。

　　与维新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欲迎还拒截然不同，革命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基于中国的实际需要。孙中山等革命者旅居欧西期间，对西方社会贫富悬隔的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革命风潮深有所感，认识到中国当采行社会主义政策，调剂贫富，以免重蹈覆辙。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期间，即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所关注。1903年在致友人函中，他明确提到社会主义是其“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认为“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两年后，孙中山以“中国社会主义者”身份造访设于布鲁塞尔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总部，向该局书记介绍了中国革命党人的纲领与目标，并表示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实行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世界社会革命风潮对革命党影响既深且巨，社会主义学说自然成为革命党人输入介绍西方进步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部分革命党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有所涉及，并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革命党人中较早提及马克思思想学说的是马君武等。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对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有简要梳理，指出马克思与拉萨尔是该学说发展极盛时期的代表。该文还指出：“马克司（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同年10月，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刊载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对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当前流行于西方的新社会理论，就其发展源流及基本原理作了介绍。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在介绍西方的社会革命风潮时，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有所提及。

　　继长增高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随着革命派力量的整合，革命宣传人才的涌现，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一些介绍者除了能比较全面地概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文章中还时常大段翻译、引述马恩经典著述的原文，并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把握因而更见深入。

　　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者当属朱执信。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人，著名的民主革命理论家和活动家。1905年在日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年11月，他以“蛰伸”笔名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这篇德国社会革命家马克思、拉萨尔传略中，朱执信较为全面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思想主张，颇为详细地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与剩余价值学说，还大段摘译《共产党宣言》，在社会主义诸学说中，初步区分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

　　翌年6月，针对《新民丛报》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说”，朱执信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起而迎战。文章批评维新派对西方学说一知半解，故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昔日之我”，认为不当以论者偏见妄下断语，而应“知学派有异同，学说有变迁沿革”。他显然略知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流变，是以在文章中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指出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在驳斥维新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认识，阐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之主张时，他显然是以马克思有关学说作为理据，且能信手拈来，应用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