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民”和“国魂”的呼唤(2)

　　卢梭、华盛顿、拿破仑、玛志尼等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运动的先驱，是他们崇拜的英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他们神往的事业。联系到急迫的民族危机，他们响亮地发出这样的呐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惟中国人能有中国，他人不能有也。他人而欲有之，吾中国人当竭力反抗致死不变也”（亿琴：《中国灭亡大问题》，《童子世界》第31号）。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为爱国而献身的英雄志士。回顾历史，追溯这些先辈的业绩，有助于砥砺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国主义传统。从这一点出发，这些进步学生撰文缅怀中国历史上那些对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过杰出贡献的民族英雄，赞赏历代敢于反抗专制暴政的起义豪杰。《开智录》还以《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为题，对义和团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英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号召人们在国难当头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参加救国行列，“生则立馑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4期）。他们还以生动的笔触，描绘祖国的壮丽河山，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心和救国责任感。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加入救国行列，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封建传统观念对人们头脑的束缚。宣传近代国家学说，树立人民是国家主人翁的思想，是20世纪初年这些进步学生爱国主义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着力批判朝廷即国家、爱国须忠君之类的糊涂认识，明确指出朝廷与国家必须区分，爱国与忠君不能混淆，强调“国家者，国民之国家，非政府之国家”（云窝：《教育通论绪言》，《江苏》第4期）。并依据欧美近代国家学说，进而阐释道：“国也者，集民而成者也。有民始有国，故民者，国之主人翁”；强调“国为人民公共之国，非一人所得据为己有，更非外人异族所得强占也”（陈君衍：《论中国是谁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7号）。一些文章列数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要求人们抛弃对它的幻想，自觉起来为救国奋斗，高呼“吾辈今日当以恢复主人翁之权利为第一义” （亿琴：《中国灭亡大问题》，《童子世界》第31号）。

　　锻铸“国魂”

　　与树立人民是国家主人翁的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国魂的锻铸。翻开20世纪初年的进步刊物，呼唤“国魂”的文字扑面而来。1903年连载于《浙江潮》的《国魂篇》，就论及“国魂之定义”、“铸国魂之法”，直言“中国之国魂安在乎？祖国主义。”这里所说的国魂，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是倡导积极进取的国民精神。把国家和民族人格化，用灵魂比喻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早在屈原的《离骚》篇中就有反映。而今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国魂问题的提出和引起人们的重视，绝非无根之木，而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产物，体现着一个伟大的古老民族的觉醒。

　　这些爱国者明确指出，他们所要锻铸的“国魂”，就是“祖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也就是爱国主义。他们阐释道：“祖国主义者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的希望，而昭之于民族之自觉心”（飞生：《国魂篇》，《浙江潮》第3期）。强调要拯救祖国，倡导民族主义是至关重要的，“要是没有经过民族主义，想站在这优劣竞争的世界上，是万万不能的”（蕊卿：《血痕花》，《浙江潮》第4期）。进而又响亮地提出民族建国的口号，即通过发扬民族主义，发动全体人民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既然国魂的要核是民族主义，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将它锻铸成呢？这些爱国者的回答是：必须发展教育，学习并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性和竞争力。因为民族是由国民组成的，民族的强弱，民族主义的发扬，都取决于国民的民族自觉性和竞争力。所以他们把“学战”的问题，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将它视作当前救亡的中心内容，认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争又皆本于学战”（《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册）。

　　他们用了很多篇幅，专门论述教育问题。强调欧美国家所以强盛，是因为国民教育的发达；印度、埃及等国所以受人奴役，是由于没有教育的结果；而中国所以贫弱挨打，也无一不是没有教育的缘故。他们认为，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等诸方面，目的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培养独立之精神，合群之性质，自主之品格，进取之能力，协图公利之思想，不受外界抑制之气魄，开拓人们的智识，增强人们的体质，以增强民族自强自立的能力。

　　不少人在讨论教育时，还提出了一个“军国民教育”问题。他们认为欧美列强称雄世界的一个要素，就是“军国民主义”。美国独立、德国崛起、日本强盛，都得力于军国民主义。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必须提倡尚武的精神，重视军人，实行军国民教育和义务兵制，花大力气培养军国民者，即以国民而兼为军人，有尚武的精神和国家主义的思想，敢于为民族的利益赴汤蹈火，“而后爱国之热力始能实践”（脱羁：《军国民主义》，《觉民》第1—5期合本）。

　　军国民主义，实际上是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而在受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压迫的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宣传爱国思想，倡导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尚武精神，以争取国家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则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亦有助于使许多知识分子从中国封建文人素来鄙薄习武的旧习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学习军事，并在以后相继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日后在进步学生中出现的“军国民教育会”和它在民主革命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是，每一个时期爱国主义新内涵的形成，则标志着这一时期民族觉醒的一个新水平。它是全体爱国者的共识，是社会的良知。20世纪初年呼唤“国民”和“国魂”的爱国主义宣传，在中华民族政治觉醒的历史篇章中，占有重要一页。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