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民”和“国魂”的呼唤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景，令每一位爱国的中国人在心底里淌血。中华民族通过什么途径方能摆脱危机，进而求富求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系列急迫的问题，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庆幸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海外求学热潮，为这批怀有激情的爱国者在救国之路的探索中，提供了较之他们前辈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更多样的政治选择。

　　海外求索

　　中国人赴海外求学，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甲午战争失败后有所发展，大盛则在20世纪初年。1900年以前，中国海外留学生不满百人，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赴一水之隔的日本。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有274人，次年增至608人，1903年达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有12000人。留学热潮兴起的直接动因，是受深重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主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制度，实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只维持了百余天便告失败，但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慈禧等人的屠刀所无法遏止的。它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改革图强的政治意识，在广大爱国者头脑中引发的强烈震荡，更是慈禧之流靠武力无法平息的。目睹义和团运动前后，清朝政府的种种丑行，促使他们对清朝政府几乎不再抱有什么希望，向西方学习、推行政治改革的意识更为强烈。“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搓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些感情浓烈的诗句，写出了当时许多留日学生的共同心声。而清朝政府在辛丑以后为了缓和统治危机，推行所谓“新政”，在国内废除科举、举办学堂和鼓励游学等措施，客观上也有利于留学热潮的兴起。

　　这些为数众多留学生的求学目的，决定了他们在国外学习时间一般都不长，不少自费生仅读一年速成班，所学专业以师范、军事、政法为最多。留学生涯尽管短暂，但对他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最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更在于他们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并急切地企图把它们应用于改造中国的实践。这样，他们的主观世界也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得到了熏染、变化和改造，并从变法图强的立场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呼喊，成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尤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全身心地投入了爱国救亡的斗争，成为二十世纪初年推动中华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中坚力量，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这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他们较之同时代人更敏锐、更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当时所处的严峻历史关头，并以自己的奔走呼号，急切地希望惊醒和振奋更多的人起来投入爱国救亡斗争。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理解，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向国人介绍、分析世界时局，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倡导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力图打破在数千年封建专制桎梏下形成的大多数国人对国家大事漠然淡然的近乎麻木的状态，树立“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自觉意识，组成一股强大的爱国洪流。

　　留日学生的国民意识

　　求学海外的爱国青年学生，有机会亲身接触资本主义世界，直接了解西方各种近代社会政治学说，这就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落后，再不愿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做一个驯服的臣民，而是希望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堂堂正正的国民，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与封建君主联系在一起，而是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并通过自觉的行动，去拯救国家、振兴民族。

　　1901年，留日学生刊物《国民报》赫然写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答曰：“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结论是：“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天下民之国。”彻底摈弃了朕即国家和忠君之类陈腐学说的束缚，明确认识到“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说国民》、《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2期）。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爱国救亡的斗争行列中。一批思想激进的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紧步其后，互相呼应，大壮声威。

　更可贵的是，这些爱国青年并不满足于自身政治觉醒，较之同时代人，他们更敏锐、更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当时所处的严峻历史关头，并以自己的奔走呼号，急切地希望惊醒和振奋更多的人起来投入爱国救亡斗争。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向国人介绍、分析世界时局，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倡导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力图打破在数千年封建专制桎梏下形成的，大多数国人对国家大事漠然、淡然、近乎麻木的状态，树立“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索子：《中国地质略论》，《浙江潮》第8期）的自觉意识，结成一般强大的爱国洪流。

　　要鼓动人们奋起爱国救亡，就需要帮助他们认清祖国正深陷其中的险恶处境，唤起人们的忧国之思、救亡之忱。一些由留日学生或国内新式学堂进步学生印发的宣传品，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分析时局，明确指出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侵略，地大物博但又闭塞落后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攫取、宰割的主要目标。陈天华的《猛回头》，用怵目惊心的笔调，向人们勾勒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恶浪，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有人不禁大声疾呼：“危乎!危乎!黄帝羲轩之顽子孙，亡国绝种其在二十世纪之上半期矣”（《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湖北学生界》第3期）。

　　这些爱国者结合一些落后国家的实例，痛陈它们的亡国教训，作为警示国人的鉴镜。指出印度、埃及等国，原与中国一样，同是文明古国，自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权归外人，民如草芥，任人践踏。究其原因，一是列强的侵略，亦是内政不修，民气柔弱的恶果。中国如不以此为鉴，及时奋起，必步其覆辙。反之，他们认为欧美国家所以强盛，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称颂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民族精神坚树于脑中，专制魔王所不能灭，烈风暴雨所不能摧，并在外族侵略面前，不怕流血牺牲，奋起英勇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