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研究二题(3)

　　由于此次团拜会有鲜明的排满倾向，在当时轰动一时，成为留日学生革命思想高潮的前奏，樊锥也因该文报道其在会上发表反对排满的演说而背上了反对排满的恶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征诸相关史料为樊锥辨冤：

　　第一，樊锥主张排满革命。樊锥1872年4月3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乡段塘(今新邵县雀塘乡段塘村樊家冲)。他少时虽家贫却甚好学，为同邑贡生曾德清免费收入其私塾学习，13岁时“通群经，旁及诸子，工为文工为文，奥折自熹，师抑之，益奇恣不受制科轨范”。15岁时，他遍访城邑藏书，“悉读之”。^[2]（P78）后受知于湖南学政张亨嘉，为县学生。旋又与邑人石守成、石秉钧负笈省垣，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博涉诸子，旁证西学。甲午战后，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关心时事，倾向改革，与石秉钧、石守成、石建勋等以新学相砥砺，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辨章乎宏箓”^{[18]（P23）}，为著名维新人士、湖南学政江标所赏识，并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选为拔贡。这一年，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兴起，樊锥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 “开拓用才之术”，培养能实现新政的各类人才。维新派在长沙创建南学会后，樊锥立即响应，在邵阳组织南学分会，被推为分会长，常奔走于邵阳和长沙之间。谭嗣同、唐才常主持的《湘报》创刊后，樊锥又积极赞助，并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开诚篇》、《发锢》和《劝湘工》等针砭时弊、观点激进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学说，提倡发展民族工业，并呼吁维新变法、全面学习西方，因而成为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最激进、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樊锥维新变法的激进言行一直受到顽固守旧派的憎恨和打击，他们诬樊锥为“乱民”，张贴《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企图将樊锥驱逐出境。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鄂督张之洞驰电主张杀樊锥等人，以谢天下。^[2]（P79）樊锥与石建勋等只得隐匿深山，幸免于难。1900年秋，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樊锥积极参加。

　　1902年，樊锥与石建勋等20余人赴日本。到日本后，樊锥思想由维新变法迅速转变为排满革命。这一点，当时与樊锥来往密切的革命党人的有关回忆可以作证。石建勋说，樊锥到日本后，见清政府有令自费留学者不得学军事、政法、警察，即“大愤”，与杨毓麟、马君武、蓝天尉等人“奔走革命，倡言汉、满不并立”。^[2]（P79）冯自由说，1902年冬，樊锥与黄兴、杨毓麟、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及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19]（P37）}仇鳌说，1904年4月，“为响应黄克强、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筹备起义”，东京留学生组织新华会，“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樊锥、盛时等都是会员”。这时，“日俄在我东三省境内开战，清廷不能保卫国土，任凭外人宰割。我们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我和樊锥、盛时、覃振等报名应征，以两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步兵操典”。 ^{[20]（P437-438）}再说，1902-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近千人，从未有人说樊锥反对排满。即便是1903年新年团拜会，留日学生几乎都参加了，也从未见任何人谈及樊锥在会上发表过反对排满演讲之事。

　　由此可见，樊锥是积极主张排满革命的，说他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排满革命的演说，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第二，《选报》登载的报道不可信。上海《选报》登载的《满洲留学生风潮》说，马君武首先演说，接着是樊锥演说。但当时在场的刘成禺却说：“元旦日，莅留学生会馆，首由马君武登台演说排满，声泪俱下，予继之。”^{[21]（P46）}对于刘成禺是否在团拜会上发表排满演说，学界也一直有争议。桑兵认为，根据《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刘成禺并没有在会场上演说排满，而是乘势响应，因为他曾在《湖北学生界》上发表过《历史广义》一文畅说人种，与元旦议论颇多疑似，故亦为满学生所忌。同时桑兵还以陈天华在《狮子吼》所述“留学生在日本，有一个会馆，每年开大会两次。有一回当开大会之时，一人在演台上，公然演说排满的话”作为只有马君武一人发表排满演说证据。^[22] 李吉奎也根据这则报道，认为刘成禺在团拜会发言“实无其事” ^{[23]（P518）}。而严昌洪、许小青则对桑兵和李吉奎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等书中均认为刘成禺在癸卯新年集会上发表过排满演说。《革命先烈先进传·马君武传》：‘民国纪元前九年元旦，以孙公命，偕刘成禺往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涕泪陈辞，感动四座。先是东京学生盛言革命，而讳言排满，民族革命大义，盖自是彰闻天下也。当时通电皆指名成禺，孙公著书亦然，故君武之功独隐。’即使《马君武传》是采纳了刘成禺的说法，当时马君武健在，如果不实，马君武是不会沉默的。而马君武并没有出来表示异议，说明刘成禺当时发表过排满言论是可能的。”^{[24]（P31-32）}

　　参诸相关史料和深入分析后，笔者认为，刘成禺在团拜会发表排满演说不是可能，而是完全符合史实的。理由有二：第一，有革命同志的正证。当时在场的冯自由说：“癸卯元旦，各省学生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正团拜礼，到者千余人。清公使蔡钧亦到。时有广西人马君武、湖北人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灭中国之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19]（P36）}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重提此事：“刘生长于粤之番禺，故号禺生，为两湖书院高材生，肄业东京外城学校，因创刊《湖北学生界》杂志，提倡革命，又于癸卯(一九0三年)元旦日在各省学生聚集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礼时，演说革命排满，以是为清公使蔡钧开除成城学校学籍，不许入陆军士官学校。”^{[25] （P118）}至于桑兵引陈天华所述作为当天只一个人发表排满演说的证据，就更不足为据了，因为陈天华是1903年4月之后才由湖南派往日本留学，当时并不在场。第二，有敌对阵营的反证。刘成禺在团拜会发表排满演说不仅有革命同志为他喝彩和叫好，而且也引起敌对阵营对他的憎恨和攻击。1903年3月28日，《苏报》刊登一篇“某君由湖北寄来”的《致海内外学生书》，此书作者认为，满人汉人同为黄种，不可兄弟阋墙，“满洲既亡，东方主权，岂能中国独有？”他指责“刘成禺元旦日（排满）演说之空言，反成大怨”，呼吁：“吾不敢谓排满者仅一刘成禺，吾更不敢谓排满之影响仅见之于演说也。吾愿汉学生努力，无先排人，先求人之不我排；吾愿满学生自爱，勿怨人之我排，先求人我之可不排。则汉满之争息，汉满之族强，满洲与中国俱存，中国与地球共久矣。”^[26]可见，此书作者是以刘成禺为靶子，对元旦团拜会排满言论进行批驳。倘若刘成禺没有在元旦团拜会上发表排满演说，何以成为敌对方面攻击的对象？再者，此信发表的时间比《满洲留学生风潮》早一个多月，离元旦团拜会也不到两个月，若除去作者写稿、邮寄及苏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所需的时间，此书作者应在元旦团拜会结束后不久就看（听）到了刘成禺在元旦团拜会发表排满演说的消息，从而将他当作批判的靶子而撰写反击文章的。这就说明，元旦团拜会结束后不久就有了关于刘成禺在元旦团拜会发表排满演说的报道，而这个报道就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这样，既有正证又有反证，可见刘成禺和冯自由所言不虚。因此，《选报》所载《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的报道是否真实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