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研究二题(2)

　　二是1907年。1983年，毛注青、陈新宪等编《蔡锷集》时，将此书的时间标为1907年7月，并加注释：“此书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时，系为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七月，误。按：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载，一九0七年“二月，兼兵备处会办”，樊锥系一九O八年四月十四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十四)病逝于邵阳。信中有“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樊先生症甚危，……”故知当写于一九0七年七月。”^{[13]（P40）}在这里，毛注青和陈新宪所说的1907年是根据信中所说樊锥病重的事实和陈新宪认定的樊锥逝世的时间，即1908年，推导出来的。曾业英1984年编《蔡松坡集》时，也采用了毛注青等人1907年7月的说法，并将此信的时间标为（公历）“1907年8月9日—9月8日”。^{[14]（P45）}

　　三是1905年。2008年，曾业英在修订《蔡松坡集》并改名《蔡锷集》时，却又将此书的时间改为1905年8月9日—9月8日[①]，并加注：“原署宣统元年‘七月'，误。据石建勋《樊锥传略》载：樊‘病亟。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冬返籍，丙午（1906年）春二月卒，年甫三十有五。'此信中又有言：‘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樊先生症甚危……'可见，此信当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1]（P263）}这一次，曾业英虽然也是依据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的时间推导而来，但他却是以石建勋《樊锥传略》中所说的时间为根据的（或许他此时认为石建勋关于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时间的说法更符合史实），因而得出了与他自己前一次提法不同的结论。

　　这样一来，对于樊锥逝世的时间和蔡锷致刘五典书写作时间两问题的研究，似乎进入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成为难以解开的“死结”。

　　由于有关樊锥的历史资料本来就非常少，要再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已十分困难。比较而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稍晚，书中信息量相对较大，因此，要解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和樊锥逝世时间的“死结”，还须从蔡锷致刘五典书下手。

　　仔细分析蔡锷的原信，我们不难发现，信中除了樊锥外，还涉及了蔡锷好友苏鹏以及广东陆军小学、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等信息。这些信息或许是我们解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和樊锥逝世时间之迷的关键。

　　经查，苏鹏，字凤初，湖南新化人，1880年出生，1903年入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与蔡锷、黄兴等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5月因回湘参与组织陈天华、姚宏业公葬岳麓山活动而遭清政府悬赏通辑，曾转赴广西投奔蔡锷等人。对于这段经历，苏鹏在《柳溪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予于丁未(1907年)春，出奔桂林，应曾叔式君之聘，充当高等巡警学校理化教习。旋因抚院与藩司意见龃龋，警校停闭，……当此蔡君松坡在桂，办理广西陆军小学，兼办随营学堂，所延用教职员，多湘籍旧雨，如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卓如辈，整饬严肃。于学科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为国家将来蔚成有用之材。予朝夕过从。松坡得粤东电，悉需聘教员，乃缄荐予与邵阳刘君五典偕往，刘应陆军速成学堂之聘，予应陆军小学聘。”^{[15]（P189-190）}我们将苏鹏的这段回忆与有关史实进行比对，发现结果完全相符。蔡锷1905年6月赴桂后确实邀请了谭人凤、曾广轼（曾叔式）雷飙（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森（岳卓如）湘籍革命党人前去工作。谭人凤后来回忆在桂林“夜深与松坡、叔式(曾广轼)、梅霓仙(梅尉南)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的情景时，深感“颇幸遇合非偶”。 ^{[16]（P324—325）}雷飙、岳森则作为蔡锷在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都跟随蔡锷到了广西，雷飙后来任广西陆军小学监督，岳森后来还随蔡锷去龙州接办讲武堂。再者，广西陆军小学于1906年冬由蔡锷创办，1907年3月开学。苏鹏说去桂后见蔡锷正在办广西陆军小学也是符合史实的。此外，据查，广东陆军小学初为广东陆军中学堂附小，1906年10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改为独立的小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也于1906年6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创办，苏鹏说蔡锷1907年春季之后推荐他和刘五典去广东两校谋职也是可信的。由此可证，蔡锷致刘五典书应写于他推荐苏、刘二人去广东任职之后的一二月间。

　　经以上考证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为1907年夏或农历七月。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问题一解决，樊锥逝世的时间也就水落石出了，即为1908年，也就是蔡锷派人送樊锥返回邵阳的次年。至于是1908年的几月几日，陈新宪说是农历三月十四日，但由于既无出处也未考证，似难以信。唐希抃有关樊锥回去没几天就去世的说法，也不足为据，因为当时他不在邵阳。倒是石建勋所说的春季比较符合事实，因为人们对于具体的年份记忆可能会有错误，但季节一般不会错，一年只有四季，每季的气候特点容易使人留下较深的记忆。所以，说樊锥逝世于1908年春则较为科学。

　　二、关于樊锥在癸卯新年团拜会上反对排满的问题

　　1903年春节，中国留日学生曾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团拜会，后来，1903年5月10日的上海《选报》登载了《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记述了此次团拜会的情况：“新正初二日，东京留学生会馆大集同学，兼诸国人到馆演说，时有广西马某在座，众首推之。马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逾刻满人互相语曰：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马退而湘人樊锥继之，言：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以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之者。最后则汪大燮续演，略谓：诸君皆在学年，正宜肄力于学界。语曰：思不出其位，吾敢以为诸君劝云。”^[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