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与辛亥革命(3)

　　三、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作为辛亥革命这场伟大斗争的亲历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后，徐特立并没有忘记它，先后撰写了《辛亥革命之始末》（1942年）、《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1947年）等文章，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事件的目的，有时是为了寻求它的政治意义，以吸取直接的经验教训，但主要的是为了寻求它的历史意义”。基于此，他认为，从历史眼光来看，“辛亥革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清朝统治者的专制主义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从而给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以较严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就辛亥革命一阶段孤立来看，不得不认为失败，即‘满清既倒，而有袁氏，洪宪推翻，又有军阀割据’”。 [1]P278 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成功呢？徐特立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不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徐特立指出，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虽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但由于没有重视组织和思想建设，结果其“分子复杂，思想分歧，不是一个统一的党”。就其成份而言，有的属于资产阶级（国外的华侨）、有的属于无产阶级（华侨中的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有的属于进步的地主阶级，还有的是新军军官和会门头目。就其思想而言，孙中山等人主张三民主义；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等人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哥老会和三合会的政治口号是反清复明，经济口号是劫富济贫；新军军官则大多主张日本非民主的军国主义；徐锡麟、秋瑾等人则代表无政府主义。徐特立认为，同盟会时期，虽然会员成份复杂，但在推翻清朝统治这目标上则是一致的，所以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但辛亥革命后，由于思想上的混乱，很大一部分革命者以为革命目的已经实现，松懈了革命斗志，有的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对于领袖孙中山不加尊重，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称之为“孙大炮”；有的奉行自由主义，发展到反党反领袖。[1]P279-280特别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以至敌我不分，绅民不分，认敌作友” [1]P362，把许多官僚政客和反革命分子拉入党内。所以党员数量虽然大大增加，但“同盟会时代精神完全无存”，最终“使得有极好的统一战线环境而不能领导，而被反动的袁世凯领导去了”。 [1]P279-280

　　2、不重视农民问题。徐特立认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忽视民权和民生问题也是导致革命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辛亥革命凭着满清的新军力量，只有军事运动，除会门运动外，没有其他运动，虽然同盟会的政纲中提到了平均地权的问题，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又强调“吾党的责任，不止于民族主义，而止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之始端，后者为其究竟”，但实际上，对于孙中山的观点“竟无人响应”，“平均地权，无人谈及”。 [1]P280 多数革命者却“以为中国一切政治上的罪恶，只在皇帝和其贵族，把汉族的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与满清完全分开，因此模糊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联系，仅仅铲除了封建上层的屋顶，即铲除一个皇帝就停止了”，“放弃平均地权封建掘根的工作没有做”。[1]P363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的根基就是存在于农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少数地主豪绅对土地的霸占和广大农民的无田可种。因此，不解决农民迫切希望解决的土地问题，就不能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成为革命党人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不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就不能铲除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根基。所以，徐特立认为，“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如果要摧毁封建，就必定要用农民的力量作基础” [1]P428。“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政纲，虽已提出改革土地，而未实现，故失败”[1]P456。“孙中山以青红帮帮助发动革命（革命动力），因为他以为农民原来是无组织的，故不能做主力。……这也是孙中山不能成功的一个大原因。”[1]P457。

　　3、不重视政权建设。徐特立认为，革命派政权意识淡薄，不重视政权建设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武昌起义者自己不抓军权和政权，而推戴害怕革命的高级军官黎元洪为都督。不推戴自己的同志，而推戴上司，阶级及意识的模糊，结果就认贼作父了。湖南领导起义者焦达峰和陈作新只顾忙于援助武昌起义，结果军政权就落到立宪派手里，连自己也惨遭杀害。[1]P36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积极准备革命力量，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反而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裁汰革命军队，天真地希望以国会来监督袁世凯，结果，“到二次反袁氏独立全部失败。至于国会的无力，当袁氏向五国借款时，充分表现了国会政策的破产”。诚如孙中山后来之所言，“无群众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来支持国会，国会就是一个空洞的口舌之争了”。[1]P281

　　4、不重视革命理论建设。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革命就不可能走向胜利。徐特立指出，国民党员轻视革命理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他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重视理论建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同盟会内，黄克强以实行著名，孙中山以理想著名。因为国人的理论过低，对于黄氏的实行异口同声推尊之，对于中山，则谓之理想过高。因此中山的革命方略，党员不能接受”，“近视的实行主义者以为中山的理论过高，群趋近利，竟至与一切反革命合作，苟安暂时的和平，竟至断送了革命”；另一方面，孙中山本人所倡导的“知难行易”说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理论。虽然他“是同盟会中最有理论之一人，但在理论上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加之他又“没有吸收过国际革命的经验和理论，一切为靠自己从血的教训中创造，所以只能创造出旧三民主义”。[1]P281-282由于孙中山在理论上没有新的发展，“也找不到出路”，“还不能象洪秀全那样发动群众，旧的民主革命方式早就成了过去，新的革命派没有到来，新的革命派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中国的革命中断了”。 [1]P363

　　在分析总结辛亥革命这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的同时，徐特立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革命党人” [1]P278。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吸取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1]P364徐特立对辛亥革命分析和研究，表现出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独到的政治眼光，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仍然富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2]陈志明.徐特立传[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李龙如、李暄主编.一代师表徐特立(C).长沙:岳麓书社,1998.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百年志(1900-1999)[M].2000.

　　[6]林增平.湖南近现代史[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7]周秋光、莫志斌.湖南教育史(第二卷)(M). 长沙:岳麓书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