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与辛亥革命(2)

　　二、投身民主革命的实践

　　徐特立在师范速成班毕业时，周震鳞校长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他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2]P15这段话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立志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从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毕业后，徐特立“感到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作启蒙运动的必要” [1]P601，认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 [1]P604。基于这种思想，他就和同学何雨农、姜济寰等一起从事新式学校教育事业，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榔梨乡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又与熊瑾玎、唐怡臣等在五美乡办了一初等小学，以开发民智，教育救国。

　　1906年，应朱剑凡之邀，徐特立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并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徐特立利用学校作为“鼓吹革命的机关” [1]P107，秘密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不仅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而且注重向学生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政府卖国殃民的罪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9年12月8日，徐特立在修业学校给学生演讲时，以湖南辰州和江西南昌发生的教案为例，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相互勾结欺压人民的罪行，教育学生“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向帝国主义报仇雪耻”[1]P608 。同时，“为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徐特立“走进厨房拿出一把刀，断下自己左手的一个指头，……写了血书……借以激励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P601徐特立的这一热血之举，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热情。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个感性认识。”[3]P773在向青少年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 徐特立还到工人中间宣传革命思想。他积极创办平民夜校，动员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泥木工人、店员和校工等入校学习。刚开始时，夜校只有10多人，后来逐渐增加到200多人。夜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和国耻小史。徐特立和周南女校一些进步教师每晚轮流教课，一方面向他们传授基本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灌输爱国思想，启发鼓励他们投入反清反帝的革命斗争。[4]229

　　在长沙教书期间，徐特立不仅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而且还直接参加了反帝反清斗争。1898－1900年，美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续约》，攫取了修筑自汉口纵贯湖南至广州的铁路的权利，激起了鄂、湘、粤三省人民的愤慨。1904年4月起，湖南人民首先倡议“立废合同”、“争回路权”、“筹款自办”， 与鄂、粤两省人民一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收回粤汉铁路利权的运动。三省人民通力合作，经过异常曲折的斗争，最终于次年通过赎买的方式收回了粤汉路权，改为由三省集股自办。1909年，清政府又决议向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借款筑路并签订草合同，欲将路权重新出卖。湖南人民闻讯后又掀起了以“拒债商办”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坚决要求清政府废除草合同。湖南保路运动引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最有激烈情绪” [1]P247的徐特立的高度重视。他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1911年4月，湖南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选举李达璋为会长，粟戡时、周广询为副会长。徐特立等40人被选为干事。[5]P13他与协赞会其他人员一起，积极地“推广集股，研究进行之法”，以推动拒债，促成路工。然而，清政府不顾民意，又于5月9日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的借款合同，再次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徐特立闻讯后义愤填膺，与朱剑凡等进步教员，利用在教育界的关系和影响，秘密筹划发动长沙全城学校大罢课。在他们的鼓动与组织下，长沙城内官立、民立各学堂师生于6月14日全体罢课，共同发表宣言，抗议“铁路国有”政策。[6]P339在省城学生的带动下，各府厅州县学堂的学生纷纷响应，在争路的各群体中“最为激烈，传单四出，一与省城无异” [7]P456。徐特立发起的这次罢课运动，不仅为蓬勃开展的湖南保路运动增添了战斗火力，而且也为即将到来的湖南辛亥革命做了动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早已期盼革命风暴来临的徐特立，立即约集长沙中小学校部分爱国的教职员，聚会于长沙县教育会馆，商量教育界应如何投入战斗，以促成湖南早日响应武昌起义。会上，徐特立带头痛斥了以劝业学堂校长为代表的不坚定分子的谬论与怯言，坚决主张立即响应武昌起义。于是全体通过决议，用积极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响应武昌起义。[4]P57随后，徐特立约集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员如何雨农、凌振嘉、刘鸣翳、李洞天等人，力排险阻，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2]P29 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运动新军和会党，发动了长沙起义。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成为全国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光复后的湖南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焦达峰、陈作新“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2]P32。对此，徐特立欣喜若狂，对新政权抱着热切的期待与支持，亲自跑到长沙城外买牛，慰劳起义队伍。同时，为了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运动当议员，结果当选为临时省会议员，并选为副议长”[1]P108，“成了现代的人物”[1]P603。然而，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通过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充满恐惧和憎恨。他们施展种种阴谋，力图将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10月31日，他们趁湖南援鄂部队出发后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谭延闿篡夺了都督的职位。谭延闿坐上都督的宝座后，不仅置杀害焦、陈二人的凶手于不问，而且还提出“维持治安，保全秩序”的施政方针。对此，徐特立极为反感，认为谭延闿鼓吹的这种所谓的“和平革命”论“实质是和缓革命”， “不知道革命不是为治安而是为改造，不是与反革命妥协，而是与反革命斗争”。[1]P282这使得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不久，徐特立在省议会提出县知事民选的提案，引起了议会内部激烈的争议。最后，提案虽然通过了，但遭到议长熊兆周坚决反对。他和省都督府相勾结，把此案无理搁置不交都督府执行。当多数议员继续发动反对政府的斗争时，议会竟被武力解散。这对徐特立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希望的民主共和就成了泡影。尤其是昨日我同他参加革命，要求共和，今日转为专政的人，给我一个大的刺激。”[1]P108因此，徐特立愤而辞去了副议长之职。辞去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后，徐特立接受湖南教育司司长陈润霖的邀请，又到教育司当科长。他主张大力发展普通教育，让那些贫苦大众的子女都能读上书。而陈润霖并无“发展”之意，却要裁减教员，减少招生名额。这又使徐特立大失所望，他感到，“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于是，他决定“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此后，徐特立“变成—个教育救国论者”。直到大革命开始，他才打消无政府主义思想，投身农民运动，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