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经济思想(4)

　　列宁在1912年看了孙中山写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后，热情地赞扬“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精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它高于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并非始终站在一点上，他是向前发展的；在他的晚年，把旧“民生主义”发展为新“民生主义”，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使他的民生主义学说达到了光辉的高峰，这更是其他许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所望尘莫及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正象列宁所指出的“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比俄国民粹主义要高明得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它的实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它不象民粹主义那样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宁肯停滞，而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为只要发展农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并且欢欣鼓舞地去迎接和推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一心想用大工业来建设他的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它不象民粹主义那样只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作是“历史的不幸”，蔑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是相信整个人民“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认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体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7页。>，把革命和建设的希望明确地寄托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全体国民身上。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取了亨利·乔治的“单税制”的土地国有论，但改变了亨利·乔治学说的反动性，把亨利·乔治的改良主义思想变成了革命的武器。在亨利·乔治那里本来是反动的东西，到了孙中山这里却变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的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吸收亨利·乔治的论点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际上又是依据这种理论制订了反封建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纲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象亨利·乔治学说那样把一切租税完全废除而单存地税，用征收单一地价税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并把土地国有化作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万应灵丹”；而是依然注重其它租税以增加国家收入，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以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原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明确赋予平均地权以“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内容。

　　孙中山常以洪秀全自居，自认为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光荣继承者，他的民生主义承袭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济思想中“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21页。>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精神，而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又克服了太平天国那种把小生产者落后经济地位理想化的空想性和落后性，改变了《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一幅古老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图景。他的民生主义承袭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济思想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21页。>的素朴的经济平等观念，而主张“贫富均等”，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8页。>，又淘汰了太平天国经济平等观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纠正了它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的错误。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中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政策，给民族资本家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的合理成分，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振兴商务”、“劝工强国”、“踵英而起”、“定为工国”等谋求中国独立富强、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和主张，制定了“节制资本”的纲领，提出了十年“达于富强之地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8页。>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奋斗目标，并在新的基础上和更广阔的规模上精心构筑了中国“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模型。但否定了他们敌视农民群众，反对农民革命，力求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反动立场，唾弃了他们那种企图在不触动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坚持通过革命来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条件。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加资本主义工业化等于中国独立富强的“公式”，改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加资本主义工业化等于中国独立富强的“公式”。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进步性还表现在：民生主义的实施虽然是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当时的中国，“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这是因为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国家臻于富强，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这样就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物质前提和替资本主义准备掘墓人。

　　在旧民主主义时期，陆续出现了三种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的千年王国、自由主义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它上承整个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下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最后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是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它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道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提出，显示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寻找真理，在经历了长期摸索追求之后，把对独立、富强、自由、民主国家的理想由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由于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诸矛盾，解决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就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而决定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破灭。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出现和破灭，宣告了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终结，预示着中国人民必然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了既要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大工业），又要“预防”资本主义这个矛盾，而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孙中山这种提出矛盾而又不能解决的现象的出现，历史地预告了它的解决即将到来，预告了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来解决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来真正实现孙中山所希望的、既使国家实现工业化，获致富强，又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理想。

　　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提出到破灭，充分地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包括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样的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建设问题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救中国，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建设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