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文化自为(3)

　　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3)

　　孙中山指出，以现在中国文明与欧美相比，物质文明方面，不如欧美甚远，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方面，不如彼者亦多，“但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当然，对于古人的心性文明要作历史分析，因为那无非是古人所造就的，今天要继承，“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寎，始知补偏救弊之方。”(14)

　　三、孙中山文化自为努力的特点

　　近代中国称得上文化自为的努力，始于戊戌维新。在此以前，魏源、徐继畲等人编写《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了解西方；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在舆论上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将其付诸实践，这些都为日后的文化自为作了前驱或铺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方面，影响最广泛的是所谓“西学中源论”、“中体西用论”，都为学习西方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也对中国文化的转型有促进意义，但都说不上真正的文化自为。

　　由于通讯联系与交通工具的限制，在十六世纪以前，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与澳洲等世界各大地区处于彼此隔离状态，联系时断时续，也可有可无，互相影响不大。那时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各地区的文化，也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其时，中国与欧洲虽然也有一些联系，但欧洲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欧洲文化对中国也没有很大影响。从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新大陆以后，欧洲势力逐渐向南北美洲、非洲、亚洲扩展，世界逐渐被联为一个互相影响的整体。中国尽管在明代已有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也有数量可观的传教士来华，徐光启等人也在接引西学方面做过很有成效的努力，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没有遇到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为也无从说起。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尽管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但是，长期的闭关锁国，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从魏、徐到冯、王、郑，对于世界文化的态势，对于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整体上都还说不上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们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还是处于自在的阶段。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开始，他们有比较广阔的世界眼光，对中西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有自成系统的设想，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在文化自觉方面迈出的第一步。特别是严复，对西方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曾指出，中西人在行事方式方面有许多相异之处，根源在于中西文化之不同，在于人生发展取向不同：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15)

　　他曾比较中西政治理念、财富观念、伦理道德诸方面的不同之处：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16)

　　他还比较了西方的自由与儒家恕道之间的异同。晚年的严复，还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进行创新性的解释，尤其是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应借助西洋近代的思想，加以疏解会通，使其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重现价值与生命力。(17) 这表明，严复已有相当清晰的文化自为的意识。

　　庚子以后，国门大开，国内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位置、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辜鸿铭，一个是伍廷芳。

　　对于辜鸿铭，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18) 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看法，有不少地方与孙中山相通。比如，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崇尚物质力，中国文明崇尚道德力；西方文明重利轻义，重智轻德，重势轻理，重器轻道，务外忽内，中国文明则相反；西方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征服人类自身情欲方面则是失败的。(19) 这些，如上所述，在孙中山那里也有类似的看法。同是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辜鸿铭在日本发表关于东西文明异同的演讲，两人都对东西文明作了比较，都谈到中国人道德高尚，谈话的角度也差不多。孙中山说：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帐簿便算了事。……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