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文化自为(4)

辛亥革命网 2014-09-17 14:57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作者:熊月之 查看:

孙中山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全面的看法,对中西文化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未来如何发展有深入的思考。在清末,他与伍廷芳等人有些相似,不同点在于对待清政府的态度。

  辜鸿铭说:

  在我们东洋,我们既没有那样的对神的恐惧,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那么我们怕什么呢?因为怕什么才维持了我们社会的秩序呢?那就是良心!那就是廉耻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忌讳这个,我们才不干非礼之事。在中国,归还借的钱,并非因为怕律师,也不是怕法院的追究,不还所借的钱,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因此而还钱而非为别的。(21)

  孙、辜最大的不同点是对待清政府的态度。

  伍廷芳是法学家、外交家,并非学者型思想家,但是,从他数量不多的涉及中西文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化确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对中西文化的差异长短,有冷静的思考。

  伍廷芳认为,看一个民族文明与否,看一个民族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大小,不能从一时一事,而要有长远的眼光。他说:

  文明是人类努力进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成果的总和。每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在计算人类成就时,每个人的贡献都应考虑在内,因此个人经验也适用于整体利益。文明也可以解释为从自然状态到人工状态的进步。文明人是进化的产物,不可能在一日之内造就。(22)

  对于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野蛮或半开化民族,伍廷芳予以坚决驳斥。他指出,中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发明。以长远的眼光看,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环顾今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追溯其古老的历史能有如中国那样漫长的。她目睹了古埃及王朝的兴亡;波斯帝国的扩张;亚历山大的征服;古罗马军团不可抗拒的推进;起自北方的条顿民族洪水般地涌来;查理曼帝国的解体,和欧洲所有现代国家的诞生。四千年来她的存在及逐渐成长,健全制度和法律,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和特点。其文学作品数量之繁多,品种之广博足以与整个古代和现代的欧洲相媲美;其道德伦理体系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所具有的进行挑战和比较;而这些可称誉的技艺迄今从未停止,并不断博得世界的惊叹和赞誉。(23)

  伍廷芳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899年,中国正面临空前的瓜分危机。他从时人耳熟能详的社会进化论出发,指出:

  你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埃及、波斯、希腊,甚至罗马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相继崩溃,唯独中国亦然存在?答案很简单明白,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的作用,恒定不变地淘汰着那些不能适应生活变迁的国家。中国仍能立足于今日世界,这一事实,无可争议地显示着她对文明事业并未衰老无用。(24)

  这种对本民族文明的熟悉与热爱,对本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的了然,是进行文化自为的基础与前提。这点,孙中山与伍廷芳十分相似。1896年,孙中山在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信中,表示救国的途径是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昌运。”(25) 既表明了他要进行反清革命,也简洁地表明了他既要学习西方、也要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主张。所谓“复三代之规”,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日后,孙中山在多次演说中讲到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除了讲到传统美德、政治哲学,还讲到指南针、印刷术、瓷器、火药,讲到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包括茶叶、丝织品、拱门、吊桥等。

  比较起来,孙中山在明瞭世界文化大势、明瞭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主张有保留地学习西方、有分析地批判传统和继承传统方面,与辜鸿铭、伍廷芳相似,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三人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文化自为的途径,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复兴中华,关键之点是如何对待清朝统治,孙中山是坚决的反清派,伍廷芳在晚清时期囿于特定的外交官身份,是变革派,辜鸿铭则是拥清派。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近代中国文化自为运动。那时最关注的三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何去何从,都是中国文化自为的根本问题。众所周知,这一运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中心议题,但综合而言,持论人均可分为相对激进与相对保守两个方面。如前所述,孙中山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各个阶段的具体论战,但他对这一运动相当关注,在这一时期发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文字最为集中。他不赞成陈独秀等人激进的反传统主张(26),不赞成胡适等人全面西化的主张,在保守与发扬传统方面,也不像辜鸿铭那派人那么偏执。对于中西文化,孙中山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中派。诚如林家有所说:

  为了救亡图存,他要振奋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的可爱、国家的可爱,因此,他主张在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现代先进和有益的文化来改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主张重道德,但反对将道德与封建礼教联结在一起;他强调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但反对将爱国与忠君、维护封建国家联结在一起,如此等等。这些,都说明孙中山衡量和检验中国文化优劣的标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中,选择、吸收与中国当代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态度。所以,他既反对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主张,又拒绝全盘继承传统文化、不学习和不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倾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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