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评析

　　一

　　二十世纪初，被内忧外患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危机四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对策与出路。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上，变，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可是变的结果、变的方式，却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两大阵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理论支柱，以张謇为代表，其宗旨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奏稿，集中说明了君主立宪派的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存邦本”。既要“立宪”，又要“保存邦本”，这本身便很矛盾，更不用希望有什么建树了。一九○六年，清政府认识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它途”，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九○八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堂而皇之地声明“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威严，不可侵犯”。“立宪”是假、“君主”是真，连清政府自己也直言不讳：“立法行政司法，则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谓巩固君权，并以保护臣民者也”。（《光绪新法令》第二册第26页）即使如此，也要“预备”九年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派无计可施，梦想彻底破灭了。

　　民主共和派以孙中山为领袖，对于清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倡言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

　　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交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三月八日完成三读通过，三月十一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施行。

　　民主共和派煞费苦心地设计出一幅理想的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在袁世凯掌权的既成事实情况下，希望借此约束其就范。孙中山在给临时参议院的辞职咨文里，提出了让权的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不能更改；（二）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及国务员才能解职；（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订，仍继续有效。”前两个条件仅是形式问题，而且袁世凯实际也未履行，后一条件才是民主共和派的天才的幻想：以在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法”来防袁限袁。君主立宪派此时已摇身一变拥护民主共和了，一方面他们借袁来压制民主共和派，一方面也想利用《约法》与袁讨价还价，所以他们对于《约法》并不作梗。袁世凯是老谋深算的，只要能获得政权，不妨暂时承认《约法》，以“谨守约法”的廉价许诺换取“合法”的统治，故袁也痛快地答应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宪法宣告诞生。

　　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计七章五十六条，融注着资产阶级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国的全部理想，其中贯穿着两条主线，第一是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第二是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前者属国体问题，即权力的归属问题；后者属政体问题即权力的执行问题。二者是政治制度的两大中心环节。

　　第一、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帝王主宰一切，人民被称作“子民”“臣民”，无寸权可言，《约法》只字未提帝王专制，无言地宣告了其寿终正寝。同时代之以人民主权。

　　《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清楚地说明，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以后，继之而起的不再是汉室帝国的重建，也不是君主的开明专制，而是民主共和的新型的政治制度。人民主权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核心，也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主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自序》）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自序》）

　　为了体现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约法》以整个第二章规定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义务。人民的身体非以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的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保障财产及营业”、“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秘密书信”、“居住迁徙”、“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于议会”、“陈述于行政官署”、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义务的这些规定，使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在民主共和国刚刚诞生之际，无疑对于促进人民的觉醒，废除封建特权，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以及据此规定的人民的自由、权利、义务，很明显是漏洞百出的，在阶级社会里，赋予“人民”以超阶级的意义的权利，是不现实的。《约法》中有关人民的条文最关键的是“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人民”一部分的无产阶级，这一自由已不具有任何意义；而“人民”的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则可以“合法”地“营业”，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还会享受什么自由、权利呢？列宁称这种自由为“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7页）毛泽东同志也精辟地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在政治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约法》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也就是说人民的权利可以“合法”地受到剥夺，所谓“治安”、“公益”、“非常紧急必要”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加以解释，为破坏民主，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