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简论(3)
辛亥革命网 2014-09-16 09:47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董丛林 查看:
在清末的白话文报刊中,由辛亥革命党人所办者占相当比例。像由林獬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由秋瑾于190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白话》杂志,由吴樾于1905年在直隶保定创办的《直隶白话报》,由安徽革命党人于1908年在上海创办的《安徽白话报》等,皆属比较著名者。这类报刊都是以广大民众为主要宣传对象,向他们传输革命道理和民主意识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其办报人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像《中国白话报》的创办者林獬,便自号“白话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发的该报《发刊词》中,就这样说:“文言文报刊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但他们即使识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欢或看不懂那种“子乎也者,诗云子曰”类“离奇古怪的文章”,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11](p.443)。其表述中对“读书人”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的一概而论,固然有绝对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话报刊来作为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有效方法的立意无疑是可取的。
创办白话报刊之外,以白话文或比较浅易的文言文来进行著述,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重的。清末刊行的革命书籍当中,通俗文体者占相当比例。像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便不失为当时这类通俗著述的范本。据知情者说,因为他“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8](p.119)。邹容的《革命军》数年间发行竟至百万余册,除内容上大受欢迎的因素之外,形式方面也与它虽用文言但比较浅易的原因分不开。邹容撰成该书稿后,曾请擅长古雅文字的章太炎为之“修饰”,章氏看后大为赞赏,认为其用语“浅直”正是一大优点,“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8](p.47)。曾经历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鲁迅,论及当时的有关情况,就认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12](p.70)。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党人利用文艺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的策略手段。如演出戏剧、说唱鼓词、教授歌谣等,口播的形式之外,还登载其脚本、曲词以及小说等体裁的东西。其文艺形式的宣传也可以是“雅”与“俗“的兼用,既有“阳春白雪”(如西方话剧),而更重“下里巴人”,其通俗的倾向性尤其明显。有知情者忆述当时这方面的情形说:“在前清的时候,党人们宣传革命,采用原来民间歌曲的调子很多,因利用他(它)较易普遍深入人们脑海的缘故。当时广州香港的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杂志,在副刊的作品,渗入宣传排满的剧本、南音、粤讴等,不可胜数了。”忆述者还特别举了以民间小调所填一首唱词的例子,是“同胞们,若问起,亡国遗民凄惨事,待我从头说你知……万望着,众志士,尝胆卧薪切齿记,但愿光复汉江山,洗尽遗民奴隶耻”[3](pp.690~691)这样的词句。造作这类通俗性宣传品,在当时蔚成风气。甚至像章太炎那样的惯于以比较艰深的文言写作的人,也曾创作“直截痛快得未曾有”[10](p.62)的《排满歌》之类的俚俗歌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运用,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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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
[9]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
[10]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1]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鲁迅:《杂忆》。《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