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简论(2)

　　二、亦正亦奇，不拘一格

　　辛亥革命党人不管是口头还是文字的宣传，利用“正规”的场合、途径和方式进行“正面”的宣传活动当然是最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报》，在由孙中山所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便毫不隐讳地揭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及改变中国“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9](p.81)现状的革命目标。这也成为该刊始终的宣传主旨。还有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

　　相对于这种“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所作《罪案》中记载的有关事例，即颇为典型。譬如说制造能导致清方慌乱而利于革命的谣言，就是其常用的手段。宣统年间，景梅久在陕西长安和杜仲伏（又作仲虑）在友人家议事晚归，路过南城门边，借停下来买浆喝的机会，仰望当时天上出现的彗星，随口造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并假说此谣已流传了好久，不知是什么意思，故意引别人做出预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释。结果，此谣很快便传播开来，使得“人心大摇动起”。同志们得意地议论起此事，又将那则谶谣改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使所表达的意义更直接明了，结果，“这话更为传得远”。他们还又添造了些“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之类的谣词”[10](p.75)。后来，景梅久在北京做《国风日报》编务期间，利用武昌起义爆发后“京师戒严，市面恐慌”，“都人士女相惊以革命党且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又故伎重施，造作出“太白昼见，天下大乱”的谣言，更加剧了“谣诼四起，人心动摇”[10](pp.89～90)的情势。

　　当时景梅久辈还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甚大名，只因被党人举为都督，则故说其为被“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后来忆述及此，特说明均系“假话”、“反笔”[10](p.89)。其实，在当时，只要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运笔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有时其招术施得更为奇绝，又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却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景梅久辈自然从心里暗笑此招“真是灵验”[10](pp.88～89)。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而总的看来，是与其正面的舆论斗争紧密配合、相辅而行并且是殊途同归的。

　　三、亦雅亦俗，择其所宜

　　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宣传，都有一个“雅”与“俗”的相对区别的问题。口头宣传所用口语固然不像当时书面用语有那样大的差异，但无疑也有一个相对深奥与浅显、幽婉与直白的区别。

　　清末时候的书面语言，从清朝官方到民间士子，一般还都是使用文言，所谓“言文分离”的情形还很明显。自维新派人物开始，从启迪民智的需要出发，主张“言文合一”而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呼声才逐渐高涨。辛亥革命党人在这方面更具有积极主动性，成为清末白话文运动的作用显著的促进派。不过，当时他们也不完全是“废文用白”，而是文白并用，根据不同情况择其所宜。其文字上的“雅”、“俗”之别，也正是于此得以最主要的体现。

　　辛亥革命党人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其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国学根底很深、习惯用比较艰晦文言写作者（如章太炎）。就其内部的文字信息交流而言，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仍沿用着文言写作，由他们所办的新型报刊中，相当部分也仍是使用文言，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报》的发刊辞：“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辞。纫馨洁于九歌，托悲怀于五噫，亦有发摅至论，劘切群愚，仇国成书，罪言属稿。垫角巾而寤叹，揭留都而宵泣，邈然高躅，怆我先民。自欧俗中更，竞辟报纸，新闻之学，蔚为大宗……”[8](p.245)云云。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日，即使当时，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晓解无碍者。而有革命党人日后忆述起这篇文字及其宣传效用，激赏之情仍溢于言表，称其“高古典雅，士林传诵。所谓摅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也”[8](pp.244～245)。

　　辛亥革命党人文字宣传上使用文言甚至比较艰深的文言，一方面有其一定的习惯性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有意与当时在“士林”仍占统治地位的文言体写作的风气相协调。当然，辛亥革命党人在面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运用白话文的宣传上，他们更显其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