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3）(2)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
革命的胜利理应看做是革命派的胜利。清王朝的覆灭与民国的肇建，“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但是，由于革命党本身的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就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为了对抗北洋军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不得不与立宪派以及某些旧官僚携手合作，并在夺取局部政权后借重后者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这样当然壮大了革命声势，也加快了革命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必然难以避免这些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伙伴们的负面影响乃至权利争夺。这样，起初似乎符合革命预期目的的结果便逐渐异化，直至最后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当有些真诚的革命派从狂热幻想转变为冷静思考时，才发觉自己竟然已经在政治角逐中提前“下课”。
革命与废除君主也不是立宪派的预期结果。企图保持君主而又推行宪政的立宪派，没有想到自己的宣传与实践不仅未能消融革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与革命的步伐。再接再厉的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不仅使立宪派对于清王朝的幻想陷于破灭，而且也进一步表明体制内的改革此路不通。形势总是比人强，立宪派最害怕的是革命，可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偏偏已成燎原之势，而自己却成为革命盛情邀约的嘉宾。包括张汤在内的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新政府，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革命派需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经验，而他们也未尝没有施加影响以制约乃至消弭革命的企图。废除君主还是保持君主？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革命还是改良？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现在的问题是由谁人和用何种方式来收拾清王朝覆灭后的残局，并且营建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并未使立宪派完全陷于被动。他们毕竟已有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包括刚刚获取的议会斗争经验。他们眼见清廷武力扑灭革命无望，便转而顺应革命潮流，赞同民主共和，并且在被动中逐步争取主动。1911年11月初的上海独立，革命派（特别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当然是主要驱动力，但上海立宪派李平书等也积极参与，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新建的军政府的全部民政事务。紧接着是杭州的新军起义与苏州的“和平光复”。张謇最亲密的伙伴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而相知甚深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成为军政府首任都督。此后，张謇本人的政治转向也更趋明确而积极，他和其他立宪派人士全力支持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注：1911年11月7日，张謇致函许鼎霖称：“总之，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至于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电文还强调指出：“东南各省，皆财赋所自出。以海关税项言之，十之八九，已归民军；以盐斤税厘言之，亦得十之七八。其他丁漕各款，又独重于东南。”（《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南京的光复使全国政治态势发生微妙变化。原本以革命中枢之地自居的武昌，由于汉口、汉阳相继失守而渐失首义优势，而南京则成为可能取而代之的民国首都。这不仅是立宪派和东南绅商的愿望，而且也是湖北集团以外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一致主张。这时，袁世凯已经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并且成为革命派在战场上和谈判中的主要对手。革命派当然希望通过北伐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袁世凯也未尝不想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消灭革命武装及其影响，但当时的具体情势却是谁也吃不了谁。南北对峙已成定势，而这就为处于中间地位且一向主张调和的立宪派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便成为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经常与张謇、汤寿潜、程德全、黄兴、汪精卫等密商的最佳处所（注：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62页。）。
及至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势力表面上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实际上惜阴堂内南北妥协的方案也初步拟定。说穿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敦促宣统皇帝退位，南方就一定让袁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当然，民国的建立毕竟是革命多年浴血奋战的结果，而且也只有如同孙中山这样的崇高声望才有可能把各自为政的南北独立各省暂时联结（很难说是统一）起来，所以1912年元旦孙中山便经各省代表一致推举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业已被定位是临时政府，即很快便会过渡到一个正式政府。至于这个正式政府的首脑位置到底归属于谁，则有待于南北双方力量与智谋的较量。南方可以出的牌只有两张，一为定都南京，一为尊重临时约法；而根本弱点则是苦于兵力不足与经费短缺。因为真正可以制服（至少是威慑）袁世凯的杀手锏惟有北伐，没有北伐的胜利就不会有袁世凯的真正就范。孙中山的让权当然并非本意，也很难说是什么决策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真正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极其有限，何况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也实在难以为继。
立宪派和东南上层绅商从来缺乏自立门户的勇气，他们总是把革新的愿望寄托于某种既存的强势集团。因此，在清王朝覆灭以后，他们便很自然地期望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并且实现他们在稳定中求得革新与发展的梦想。他们在孙袁之间弃孙而就袁，除了政治理念的悬隔以外还有人际关系的考虑，因为孙为新交而袁毕竟是多年旧友，何况他们与袁都是出身于同一旧的营垒。当时革命派的领导人虽然还没有什么统战政策，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张謇确实相当尊重，不仅经常虚心求教并且愿意真诚合作。而张謇当时虽已转向共和，但对革命派却始终缺乏信心。与他以后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农商总长期间的殚精竭虑相比较，张謇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任内只能说是消极应付。他所真正关心的，乃是如何尽快把中央政权和平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