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
四 合力·结局
历史的结局往往形成于合力。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一般历史进程中，“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注：恩格斯：《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重新解读辛亥革命及其结局颇有帮助。
当时中国存在着三个营垒，或许也可以说是三种政治力量。一是以清朝皇室集团为核心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反对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及其可能导致的权利再分配。二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兴绅商阶层，他们虽已获得部分既得利益，但却期望通过温和的政治体制变革获取更多的权利，因为旧体制已经严重妨碍他们所从事的各项近代企业、事业的发展。三是以革命派为代表的社会中等以下阶层，或可称之为非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进一步区分，其中又包括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与广大自发反抗的劳苦群众两个部分。
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党人是社会变革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最早接受、服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并且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期最终摧毁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们人数很少，为了向强大的反动政府挑战，必须向社会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力量。当时还没有可能进行科学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党人只能做比较模糊的社会阶层区分。杨毓麟把革命党人定位为：“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而革命党人的职责有二：一是“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一是“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最终是取代现存上等社会的统治（注：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615页。）。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体上就是这样进行的，先是着重联络会党，然后转向争取学生与新军，并且以各地群众自发反抗作为依托。
革命党人认为自己处于上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这是就社会地位与政治角色而言。但是他们似乎并未认识到，至少是没有明确认识到，在革命与反动两大营垒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实力与影响的中间营垒。革命派对立宪派怀有本能的憎恶，因为立宪派从一开始就企图以温和的改良来化解革命，何况后者与反动营垒还存在着许多相互依存关系。但是，他们虽然与海外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与国内以张汤为代表的立宪派尚无深仇大恨。因为梁启超等曾经利用过他们的旗帜来与其争夺海外阵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生死斗争，必须如黑白之不可混淆、冰炭之不可相容，彻底划清界限。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则性的政治分歧，但是却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义的激烈论战。这并非由于国内立宪派缺少能言善辩之文士（如孟森、雷奋、杨廷栋的口才文笔均为一时之选），而是由于他们在国内享有比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不必像海外立宪派那样与革命派争夺有限的群众基础与安身立命之所。因此，革命派不仅支持并参与立宪派主导的某些大规模群众斗争，甚至期望通过这些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并扩张自己的力量。
国内立宪派也把自己确定为中间的地位，不过他们所说的“通官商之邮”，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调者，并未把商和人民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下层。同时，他们虽然害怕和反对革命，但并未把当时力量与影响都比较有限的革命党当做对手。他们渲染革命暴烈的恐怖，当然也泄露若干内心的隐忧，但主要还是借此威胁与逼迫清廷分出若干权力。他们抗争的主要对手是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而不是羽翼尚未丰满的革命党。张謇等人起初对革命派了解甚少，以为无非是幼稚少年过分惑于自由平等之说，或是由于种族成见太深因而趋向愤激。但他们更多地是以贤良长者姿态出现，侧重于对倾向革命的学生进行开导和劝说。甚至当同盟会成立后，大批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而纷纷归国之际，张謇虽然认为学生“浮嚣”，但却与赵凤昌积极筹划接待与安置。当时由于两任驻日公使蔡钧、杨枢夸大事态，盛传回国留学生多为革命党，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形势颇为紧张。张謇却不以为然，经过向留日学生调查，在日记上表明自己的看法：“知杨使所传革命事不尽确，盖一二浮动少年激于鄂督之奏疏、政府之意向，持论过激而孙党乘而煽之，亦数十人而已。而杨使畏葸，乃故张而大之也。”（注：《张謇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此前，上海发生“苏报案”，蔡元培遭通缉。案发前，汤寿潜已通过元培之兄元鈖劝其逃避。辛亥革命爆发后，汤被推举为浙江省首任都督，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派强烈排拒梁启超等回国，但却很快向以张汤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寻求合作。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进步思潮，一为民主革命思潮，一为君主立宪思潮。后者之所以堪称进步，不仅是与君主专制相较而言，而且是由于其政治主张也包含民主与法制的内容，尽管并非十分明确与完整。这两种思潮都是经由上海而辐射到东南，乃至全国多数省区，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动员力量。平心而论，革命派对于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重视并不下于立宪派，特别是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之多，与宣传鼓动议论之强劲，业已为时人所认知。但是从革命党的总体战略部署而言，其对上海与东南的重视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便不如立宪派。客观上，革命派当然不像立宪派那样具有合法地位，同时也缺乏立宪派那样充分的可以动用的各种资源。但不容忽视的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核心，长期以来都是习惯于以海外为基地，侧重于在华南沿海策动武装起义。这些旋起旋灭的小型起义，尽管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并且不断扩大革命影响，但对人力物力有限资源的无谓消耗也是很多的。直到1911年7月，一部分两湖、江浙籍的同盟会员才主动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明确提出“革命地点应居中”，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但由于革命形势急速发展，还来不及作从容部署，武昌起义即已突然爆发，而革命的主要领袖尚滞留在遥远的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