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2）(5)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以后，致力最多而影响也最大的当然是三次国会请愿，但同时他们也扎扎实实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相关工作。
首先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各省咨议局，如江苏咨议局即由张謇一手操办，筹建期间除主持筹办处外，还相继成立咨议局调查会与咨议局研究会，参与其事者多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地方开明士绅。所以1909年咨议局正式开会，张謇便顺理成章当选为议长。汤寿潜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浙江省咨议局的筹建与运作，但与该咨议局负责人陈黻宸、沈钧儒、陈时夏等都是志同道合的知交，议员中之活跃者如褚辅成等对汤亦推重备至。所以当清廷撤免汤寿潜浙路总理职务并且“不准干预路事”时，浙江省咨议局立即以“停议待旨”的强劲姿态，要求政府收回成命。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謇和江苏咨议局便成为全国性的龙头。预备立宪公会虽然活动能量很大，但毕竟只能定位为民间社团，而咨议局则是奉旨正式成立的民意机关，两者结合起来自然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其次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地商会的创建，并且始终与商会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如张汤与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的交谊甚厚，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可以说是他们共同主导的。1907年，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曾倡导调查商业习惯与拟定商法草稿。他们主动邀请各地商会派代表来沪开会讨论，随后正式派代表与会的共有88个商务总会、商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其中包括海外新加坡、三宝垅、长崎等地华商总会，此外还有黑龙江等30余处商会以通信形式参加讨论。会议讨论结果是：“以预备立宪公会主讨论编纂之任”，就是把拟订商法草案的全权委托给该会，可见其号召力之大与公信程度之高，商会虽然是奉旨建立，但由于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它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乃至县、镇都建立了总会和各级分支机构。立宪派虽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近代政党，但却可以凭借庞大的商会网络把影响延伸到基层。而商会的势力实际上已经渗入各地市政机构（如工程局、自治公所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团体，如教育会、体育会、商学会乃至医学会、书画研究会等等，其影响已经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
第三是他们已经控制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主流媒体。当时的邸报与各省官报发行量与读者面都有很大的局限，而且也并非一般市民所喜爱。上海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站在立宪派这一边。英商创办的《申报》，自1907年被席子佩买下后，议论即为张謇等人所左右，政治倾向几乎是亦步亦趋。《时报》主人狄葆贤、主要撰稿人雷奋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且已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自然与张謇步调更为一致。《东方杂志》的实际主持者张元济亦为预备立宪公会领导人之一，且与张謇共同筹办教育会。该刊主编孟森则为张謇极为倚重的助手，同时亦为江苏省咨议局的重要骨干。上述这些主流媒体又影响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报刊，因此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导向。这当然更加增强了立宪派的实力与影响。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所以国会请愿运动才能不断蓬勃发展，给清末政局变化以深刻的影响。
国会请愿是预备立宪公会、各省咨议局和部分开明地方官员共同发起的。1909年夏秋之交，张謇事先与江苏巡抚瑞澂以及许鼎霖、雷奋、杨廷栋、孟森等秘密计议，经过江苏省咨议局开会讨论决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络奉、黑、吉、直、鲁、浙、闽、粤、桂、湘、皖、赣、鄂等省咨议局，要求尽早召开国会（注：《张謇日记》，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汤寿潜除不断亲自到外省活动，还把张謇邀到杭州，向浙抚增韫说明召开国会与组织责任内阁的必要性，增韫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江浙两省巡抚和咨议局在立宪问题上首先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很自然地在全国国会请愿运动中处于倡导与中心地位（注：《张謇日记》，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1909年年底，江浙等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1910年元月，张謇在该团出发前曾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壮行色，还连夜为他们改定《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此次赴京请愿未能取得任何结果，但立宪派毫不气馁，紧接着又发动第二次请愿运动。1910年6月，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10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入京请愿代表有15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则号称有30余万人。清廷再次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并严辞告诫请愿代表：“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仍未退缩，他们公开宣称：“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并预定在宣统三年(1911)年初举行第三次请愿，各省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至少须百万以上，来京代表凡路近省份须百人以上，偏远省份至少须50人。他们决心以更大的声势，与包括“不承认新租税”在内的更为切实的斗争，迫使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清朝政府对请愿运动日益扩大的趋势深感恐慌，谕令民政部与各省督抚立即把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随即又命令直隶总督将倡议全国学界罢课请愿的温世霖逮捕并发配边疆。
国会请愿运动表面上好像徒劳无功，但它显示出立宪派不仅代表一种无可阻遏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较大的政治实力。他们企图在反动与革命之间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道路，相当于后世人们所说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这股政治势力原本指望清朝政府能够顺应世情民心，认真执行政体变革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与法治，从而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是顽固而且愚昧的皇室集团，却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冷酷排拒，把这个温和的派别逐步推到自己的对立方面。张謇早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即已警告：“侧闻都察院新章，士民上书之限制甚严，是欲塞天下之口也。设请愿之来，竟格于院例而不达，至于再，至于三；或达而不获请，亦至于再，至于三，恐内外将有不美之观念。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对于清廷来说，这段话真是不幸而言中。
当然，张謇和汤寿潜即令在“至于三”之后也没有马上成为袖手旁观派，皇室集团对他们颇有笼络之举措，他们也曾做最后的忠告，但余剩的一点幻想终于因为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而完全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