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2）(3)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
还是人们常爱说的那句话：“形势比人强”。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早就重视势的判断以及应对之术，而其后虽儒生亦知审时度势的必要。到20世纪初年，新派人物开始称之为潮流，它是风气开通的结果，却比风气具有更为明确的发展趋向和更为强劲的驱动力。当年《国民日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最近之现象》的时评，讲述的就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这种势或潮流：“经外界内界无穷之激刺，而吾国之政海亦累生种种变幻之风云。初坚持通商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制造。坚持制造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游学。坚持游学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变法。坚持变法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保皇。坚持保皇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立宪。坚持立宪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革命。夫至革命，以现象度之，则其抵死坚持不可者也。”（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年。）这是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在新旧斗争中节节败退的绝妙速写。每当一种新主张出现，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可是当另一种更新的主张出现时，他们却又被迫接受已经被自己否定过的前一种新主张。在短短七八十年间，一种又一种新主张接踵而至，而且后一种往往又比前一种更为激进，顽固派则总是被动地接受一个又一个业已落后于时代的趋新主张，并且在这个循还往复的游戏中不断地否定着自己。这就是潜在的势或潮流的威力！
张謇等人曾经批评过维新派的急于求成，更加不满于革命派的鲁莽暴烈。可是，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启动于前，就不可能有清末新政赓续于后，而张汤等正是在所谓新政中大显身手。同时，如果没有革命党与民众起义威慑于前，就不可能有预备立宪许诺于后，而张汤等正是在立宪运动中俨然成为国内“民意”的政治大老。这里存在着一个政治动作的“时间差”问题。由于张汤等持重求稳，他们的行动落后于戊戌变法者的节拍，但也正好因此避免了如同康梁那样惨遭“封杀”的结局。而由于东南的区位优势和他们自己的思想进化，张汤等又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领先者。与康梁相比他们至少赢得了六七年的时间，从容展示自己推动政治革新的机敏与干练。最后虽然也遭到顽固派的“封杀”，但那不过是清王朝败局已定的先兆，而张汤等立宪派头面人物反而成为极大的赢家。
早在1903年，即已有人评述过东南一带风气开通的迅速：“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无进步矣。”（注：杜士珍：《论德育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新世界学报》第14号（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宪主张（包括君主立宪）也属于“新智识、新学术”范畴，而且与民权意识的增长紧密关联。汤寿潜早在1890年出版的《危言》一书，即已主张仿行“泰西设议院，集国人之议以为议”（注：汤寿潜：《危言·议院第五》，《汤寿潜史料专辑》，第223页。）。张謇则是1903年在日本做实地考察以后，才深切地认识到立宪与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回国后，当他从《中外日报》得知日俄战争爆发而日本已获两次小胜后，感叹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注：《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在北海道考察期间，即已把“有权位而昏惰者”视为中国难以富强的“病根”；而现在则更为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实行立宪才能挖掉这个“病根”。因此，他在给友人沈曾植的信中即已“论世界宪法”。
1904年，“朝旨赏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表现出对作为东南上层绅商代表人物张謇等人的倚重。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则与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加强联络，为他们反复起草与修改请求清廷实行立宪的奏稿。由于魏张二督已呈现暮气，张謇又与业已绝交20年的袁世凯恢复联络，极力争取这个清末最大实力派的支持。同时，张汤等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秘密送入宫中12本，希望能够对慈禧与光绪有所影响。随后，当奉旨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端方、戴鸿慈回到上海时，张謇等又专程赶来欢迎，与他们多所商谈并代为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