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2)

　　正当孙中山在那里高谈革命时，当时所谓“新学”派的思想界中，占着绝对优势的是改良主义的思潮。在孙中山周围，也有着不少的改良主义者常常给他以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何启（他是孙中山求学的雅丽氏医学校的创办人和教师）和郑观应（他是孙中山的同乡，当孙中山在雅丽氏医学校求学时就曾同他通信讨论过改革时政的意见，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中也收录过孙中山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孙中山同他们往来，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竭力鼓吹革命，也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这是基本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思想上还有一些摇摆，还想尝试一下，通过清朝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道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行得通？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发生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事情。

　　孙中山的上书李鸿章，不是一个突然的偶发举动，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的。这个上书的腹稿，早在他肄业雅丽氏医学校时就已拟就。一八九○年，他在致郑藻如书中，已经提出了同以后上李鸿章书基本一致的思想。一八九四年，他在上书李鸿章前，又抛开医生和药房的业务，回到翠亨村闭门十余天写成。写成后，和同乡陆皓东一起到上海找郑观应，托他想方法介绍自己去见李鸿章。在郑观应处孙中山又遇到了一个著名的改良主义者王韬，王韬替他将文章重新加以修正，并且写信将他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想通过他们去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孙中山在这次上书里，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封建主义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并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理想。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企图依靠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实现这些主张，自然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可是，孙中山在当时确确实实还是多少地存有这种幻想的。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要求李鸿章“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孙中山当时最亲密的朋友陈少白曾提到孙中山在这以前说过“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但他也只是将造反放在“将来”，并且是“有机会的时候”，说明他当时还没有从事革命行动的直接打算。而接着，陈少白对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的心情作了十分明白的描述：“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称为识时务的大员，如果能够有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②[同上。]陈锡祺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中，过分地强调了他在以前说到过的“造反”两字，忽略了他所讲的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更忽略了或者是回避了我们后面所引的一段话，这样就使陈锡祺先生在叙述这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时，论点上就产生了模糊。

　　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那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他的上书，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这次上书的失败，对孙中山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好事。李鸿章在这里当了一个出色的反面教员，给孙中山上了一课。使孙中山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破除了过去在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面存在的一些幻想，认清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一个人思想的发展，往往是要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本文一开始所举到的那两种看法；或则是将孙中山说成是上书李鸿章后，方才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革命主义者；或者是将孙中山说成是在幼年就立志革命，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改良主义的影响，都是将他思想发展中的某一方面绝对化了，将他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了。结果都不能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真正理解。

关于兴中会的成立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在郑观应的帮助下，重新出国到达檀香山。他这次去檀香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①[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成立了。最初入会的会员有二十余人，以后陆续入会的又有九十余人。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是由孙中山起草的，这篇章程，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入会的秘密誓辞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纲领。

　　同时，我们对檀香山兴中会内部状况的复杂性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

　　这一批最早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是上层的华侨资产阶级。根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的材料，这一批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共一二六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有八十人（内商人七十四人，农场主四人，畜牧场主一人，银行家一人）。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卷三，《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是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这些会员大多不是坚定的革命者。当孙中山在筹备成立兴中会时，“闻总理（孙中山）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惊走”。③[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孙中山为了取得他们在金钱上的接济，对他们作了不少妥协和让步。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上，在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后，当分析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时却写得十分温和，只是将问题归之于“庸奴误国”，“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创而无告”。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卷四，《兴中会组织史》。]这自然是华侨上层资产阶级所能接受得了的，同时，章程中也没有提出革命的主张“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领事之借词构陷也”。②[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檀香山兴中会革命经费的募捐也极不顺利，月余仅得美金一三八八元，以后，还是靠邓荫南倾家相助，孙眉也出售一部分牛牲相助，方得美金六千余元。此外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回国参加起义，报名的也只有二十余人。在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后，檀香山兴中会的活动就立刻完全瓦解。冯自由就这样记载过：檀香山兴中会“于总理归国后，即不能有所接济。总理于乙未秋败挫后，是冬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故总理乃有美洲之游”。③[冯自由：《华侨革命史话上》。]后来梁启超到檀香山进行活动，檀香山原兴中会“会员投身保皇会籍颇不乏人，正埠及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中会之名则久已不复挂人齿颊矣”。④[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这些都更加证明，檀香山兴中会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最早成立的团体；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战斗核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而国内的局势因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而有了迅速的发展，“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⑤[孙文：《革命原起》。]于是孙中山立刻从檀香山赶回香港，准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檀香山兴中会会员随同孙中山回港准备参加起义的有邓荫南、宋居仁、李杞、侯艾泉、陈南、夏百子诸人。这里要注意到，根据冯自由《兴中会员人名事迹考》所载各会员职业来查对，这些人除了邓荫南一人以外，都是工人。这个事实说明，早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就已经作为革命斗争中十分坚决和英勇的部分表现出来了。 　　由于前面所说，檀香山兴中会并没有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真正的战斗核心，孙中山在到香港后，首先着手的就是组织这样一个真正的战斗核心，真正的革命指挥部，同自己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和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一起，重新组织兴中会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