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7页。]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一种新的时代思潮、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酝酿和形成的道路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的道路，学术界曾经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认为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他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才“从改良主义到革命主义”；①[石峻、任继愈、朱伯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另一种认为孙中山从小或从中法战争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甚至连他的上书李鸿章也被解释成是为了借此北上“窥清廷之虚实”。后一种说法，在解放前十分流行，而前一种说法，在解放后十分普遍。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陈锡祺在他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孙中山在甲午战争以前，不仅已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而且在实践方面，已在集结同志，联络会党防营，积极准备起义，这就使他和同时的改良主义者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此时孙中山的思想无可否认地还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成分，反清革命的决心，还不是很坚实的。”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是比较恰当。但是，陈锡祺先生对孙中山当时为什么既“已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又还“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成分”则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阐明；同时，对孙中山当时革命实题强调得多了一点，甚至也肯定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窥探清延虚实”。现在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孙中山初期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有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九年。这是他的童年时代。

　　在孙中山童年时代，家里十分贫困。他的父亲孙达成是一个雇农，并且曾经到澳门当过裁缝，来补助家庭生活费用之不足。他的两个叔叔由于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到美国加里福尼亚洲去做采金的苦力。“后来一个死在附近海上的洋面上，一个死在加州产金的地方。”②[足本《中山全书》，附集，《传记》。]他的哥哥孙眉，在他五岁的时候，也随了亲戚到檀香山去做工。孙中山自己在十四岁前就在这样的家庭里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宋庆龄曾经生动地描写过他早年的生活状况：“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①[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这种环境，使他对劳动人民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这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孙中山出生前两年，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是它所散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没有完全扑灭，尤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两广地区许多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战士，散落民间，到处讲述着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斗争事迹。孙中山“在塾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失败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学童以得此观听为乐。而先生见闻之后，英气溢于居间，有时原原本本，抵掌而谈，使后来者咸得闻知。老军见其热忱种族观念，志愿非常，益加亲呢。一遇无事，则与先生详述当年战争，及洪秀全之为人。兴之所至，辄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号，视为无上之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同学闻而贺之者，大有人焉”。②[胡去非：《总理事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的英雄形象和他们的伟大理想，对幼年的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孙中山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时就“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③[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当他一八九五年冬在日本时喜欢讲说故事，“而他所谓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广西，定都南京，李秀成如何六解天京围，如何打败英人戈登等”。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但是孙中山当时还处在童年时代。农民的贫困生活，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虽然给了他一定的刺激，也为他以后的革命思想埋下了某些种子，但是整个说来，还很难说他这时已经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同样也很难说这时他已经立志革命。

　　第二阶段，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五年，也就是从去檀香山求学到中法战争发生。这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开始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时期。

　　一八七九年，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他在到檀香山去后，经营垦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接他和他的母亲到檀香山去居住。孙中山在家里因为家境贫困，又要参加劳动，受到私塾中的封建教育本来就不多。到檀香山后，在当了一个时期学徒后，就到英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中读书，系统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这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数人互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着必使我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那么，如何来“拯救同胞”“皆免苦难，皆享福乐”呢？照他当时的理解，答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②[《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959页。]因此，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来“改良祖国”，就成为孙中山的朦胧的理想。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三年的国外生活和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使他在重新接触到清朝封建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时，更加敏锐地感到这个政权的腐败贪婪和中国人民所受的重重压迫和剥削，愈加深切地觉得这种情形是不可以忍受的。当他在轮船抵达中国海口，接连地遇到海关、厘捐局、“查禁私运鸦片”的官员、“查禁私运火油”的官员曾一遍遍的无理搜查和勒索时，他就起来反抗，拒绝他们进行搜查，以致船只被扣留。直到第二天，船主纳贿后才得开行。孙中山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乘客演说中国政治改造的必要。他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①[足本《中山全书》，附集，《传记》。]回到香山后，他还继续地进行着这种宣传，他向农民们说：“你们的衙门给你们干什么事呢？……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受着出钱的好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正象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各人一样。……这天子的朝廷这样的腐败，你们不要和他的官员有所交涉。……你们知道，道路桥梁由你们自己建造，学校由你们自己维持，比让满清人来替你们建造，替你们维持，费要省得多哩！你们每村应该利用这些市场，那么每个村庄与别个村庄的交接可以得到益处。……你们为什么不觉醒起来！记忆着，人们只有靠着结合的力量，才能够改善他们的地位呢。”②[同上。]

　　这时候，孙中山已经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所抱的理想，纯然是西方资产阶级早年反抗封建主义束缚时的那种理想。他已不同于洪秀全等那一批农民革命的英雄们。也不同于康有为等那一批希望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显示他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代表者。但是，也要看到：孙中山当时直接提出的，还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是有着叛逆性的，可是并没有带着鲜明的革命性，这也说明：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在政治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第三阶段，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逐步形成的时期。

　　中法战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香港皇仁学院读书。当时，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正在日益高涨。广东人民的反教会斗争与香港新加坡等地中国工人群众为反对法国侵略者所举行的罢工运动，都给了孙中山以刺激。而当中国军队在谅山获得大胜时，李鸿章却在天津签订了卖国条约，这更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孙中山这时正在不受清政府控制下的香港，对某些事件的真相看得更加分明，这样就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孙中山自己后来回忆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①[孙文：《革命原起》。]当时，他进入了广州博济医学校学习。入校后就结识了三合会会员郑士良等，天天高谈革命。一八八七年，孙中山又转入香港雅丽氏医学校学习。“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合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②[同上。]孙、陈、尤、杨四人并自称为“清廷之四大定”。这时候，应该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当时他们所从事的还只是谈论革命，而并没有实际地从事革命。而谈论革命与从事革命两者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当一个人还没有在实践中投身于革命，他们的革命言论的调子无论唱得怎样高，终究还不能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陈少白就指出过：“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因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皆不与焉。”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个时期还只是他的“革命言论之时代”。②[孙文：《革命原起》。]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点，那么，我们对一八九五年孙中山为什么会上书李鸿章就会感到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