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殿英与辛亥武昌首义(3)
辛亥革命网 2010-04-10 00:00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参考吴殿英等在日本考察军事的心得，湖北新军从装备、征募、训练到管理，都有别于旧式军队。较之中国旧式武装(如清代的八旗、绿营及练勇)，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
第一，废止戈矛土铳，代之以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
第二，编制、训练仿效德、日；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募兵对象为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
第四，指挥官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第五，对入伍者的年龄、体格、文化程度都有规定，尤有“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的要求，保证了新军官兵的较高文化水平。湖北新军组建之际，适逢“废科举”，大批读书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转而投笔从戎。如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清方招收青年学子入伍，为的是便于掌握新式武器、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但大批敏感、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一起，为革命党的宣传及组织活动提供了条件。
同为新军，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六镇是清廷的中央军，控制严厉，主持者袁世凯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又是军阀型人物，力图将其锻造成宗法——专制色彩浓厚的武装，对一切“异端”活动严加打击，因而北洋军极少有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故北洋军在清末民初一直是一支反动武装。
反观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相对松弛，张之洞决非军阀型人物，以其为首的湖北当权人物虽然也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并有日知会“丙午之狱”一类的镇压行为，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的干预和指责，对党人的活动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新军中发现党人活动，往往调离处理了事。加之张之洞有“惜才”之好，对于某些有革命倾向的干才，甚或暗加回护，如当有人告发吴禄贞为革命党，张之洞只将吴调离湖北，而且推荐到朝廷，赴北京练兵处任要职。张之洞练新军的助手吴殿英也以思想开明，支持革命党，“爱才”著称，对新军中下级官佐爱护有加。
湖北新军的历史功勋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纯朴农民聚集一堂，又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即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共15000人，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边的不足千人，其余一半人处在中间状态。辛亥武昌首义因这样一支新式正规军队彻底哗变而发动，也就决非偶然了。辛亥革命前后，人们或者站在在反革命方，或者站在革命方，纷纷对张之洞及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历史功能作出评析——
张之洞1907年调北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所谓“入阁拜相”)，先由陈夔龙继任湖广总督，后由瑞赝接任，瑞赝就职后询问湖北新军第八镇统治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答曰:“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这一估量大体不错。
1907年瑞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高原随笔》)政治嗅觉敏锐的慈禧洞见到张之洞及吴殿英等创建的湖北新军蕴蓄着其中主事者主观愿望之外的历史功能。这种功能在1911年10月，即慈禧身后三年、张之洞身后两年便得到充分展现。
武昌首义爆发不久，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张之洞大张挞伐:
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欧阳萼致袁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
与此恰成反照，民国开创者孙中山1912年初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访问首义之区武汉，详考张之洞在此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为首义爆发奠定基础，孙中山深有感慨地说:
“张文襄(之洞)乃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五日行》)无论是革命家的盛赞，还是保皇派的挽歌，都从不同的侧面肯认了张之洞率领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巨大历史功能。
创造历史的先贤不可忘却，建立湖北新军，身在一线的执行官吴殿英先生历经百年的尘封，应该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了。
图:前排坐者:庄还(左)吴殿英(右)。立者左起:吴曼公(五子)、吴稼农(次子)之妻抱子吴祖刚、吴琴园(四女)、吴琴清(长女)、吴瀛(三子)、吴稼农(次子)
